楔子 我相信世上确有鬼魂，那些昔日抛下我们的故人，今日流连不去的幽灵。我这一生常觉得他们就在身旁，或观望或见证，世间众生却毫不知情，毫不在意。 今年我九十一岁，故人几乎都已成了幽魂。 对我来说，有时幽魂比世人和上帝更加血肉丰满。他们填补着寂静，沉甸甸又暖融融，好似渐渐发酵的面团：那是眼神亲切、身上扑着爽身粉的祖母；是没喝醉酒、开怀大笑的爸爸；是哼着曲子的妈妈。已逝的幽魂摒弃了怨气、酒精和愁绪，百般呵护着我——在他们有生之年却未能如此。 我不禁认定这就是天堂：在这里，我们以自己的最佳面目活在他人的记忆中。 也许我是幸运的：九岁那年，我得到了父母魂灵的庇佑，他们以最佳面目陪在我身边；二十三岁那年，挚爱成了幽魂，从此活在了我的心里。而我妹妹梅茜，则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似乎从未离去。我九岁时，她十八个月；我二十岁时，她十三岁。眼下我九十一岁，她八十四岁，她依然在我心间。 也许幽灵无法代替活生生的人，但我别无选择。我要么借此宽慰自己，要么轰然倒下，为失去的亲故痛断肝肠。 幽灵们纷纷对我低语，告诉我要努力活下去。 第一部分 她推开房门，眼前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大客厅，可以望见窗外的一片碧波，室内摆放着落地书架和古董家具。一位老太太坐在飘窗旁的靠背扶手椅上，身穿黑色羊绒圆领毛衣，青筋密布的双手叠在怀里，膝上搭着一条羊毛格纹毯子。 缅因州，斯普鲁斯港，2011年 透过卧室墙壁，莫莉听见养父母隔着一扇门在客厅里聊起她。“跟当初说好的差太远了，”迪娜说，“早知道她是这么个麻烦精，我才不会同意呢。” “我知道，我知道。”拉尔夫的声音满是倦意。莫莉知道，家里主张领养孩子的正是拉尔夫。多年前，年轻气盛的拉尔夫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刺儿头——拉尔夫曾淡然地告诉她，当初学校社工把他送进了“老大哥”爱心项目，而他一直认定他的“老大哥”，也就是他的项目导师，帮他走上了正道。不过迪娜从一开始就疑心莫莉。再说在收养莫莉之前，拉尔夫家曾有过一个男孩，那小子差点一把火把小学烧了个精光，这事也拖累了莫莉。 “工作上的压力已经够大了，”迪娜挑高了声调，“回家还要收拾这堆烂摊子，鬼才愿意呢。” 迪娜是斯普鲁斯港警局的调度员。照莫莉看来，那份工作哪说得上有多大压力？无非是几宗酒后驾车案，偶尔处理一下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和意外事故。如果要在全世界的调度员职位里挑，斯普鲁斯港的调度员恐怕算是最省心的一个。但迪娜的神经生来就绷得紧，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惹到她。她总假定一切顺风顺水，一旦有什么不如意（当然，不如意乃是常有之事），她就变得惊怒万分。 莫莉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儿。身为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经历的坎坷实在太多了，已经对天降横祸习以为常。一旦事情顺遂，她反而感觉无所适从了。 杰克就属于这种“奇遇”。去年莫莉转学到沙漠山岛高中念十年级，大多数学生似乎都挖空心思躲着她。他们各有各的死党和小圈子，她跟谁也合不来。说实话，她也没有给新同学递去橄榄枝。多年历练已经让她学到：古怪强硬胜过可怜兮兮和不堪一击。于是她走起了哥特路线，好似披上了一副盔甲。杰克是唯一一个设法打破这层盔甲的人。 那是十月中旬，上社会研究课的时候。当时全班学生各自分组做项目；跟以前一样，莫莉又落单了。谁知道杰克竟然邀请她加入他和同伴乔迪的小组，人家乔迪显然一脸不情愿嘛。整整五十分钟的一堂课，莫莉都活像只弓起背的小猫。那小子干吗这么好心？他对她有什么图谋？他是那种捉弄怪人来找乐子的家伙吗？不管他打什么鬼主意，她反正不会让他占丁点便宜。她后退了几步，双臂交叉，端起肩膀，几缕又硬又直的黑发从眼前拂过。杰克要是问她问题，她就耸耸肩哼一声，不过她跟小组配合得还不错，该做的活儿她都乖乖做完了。“那个女生怪得出奇啊。”下课铃响了，大家纷纷离开教室，莫莉听到乔迪小声嘀咕。“她害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莫莉转过身，恰好迎上了杰克的目光——他竟然面露微笑，让她大吃一惊。“我倒觉得她挺棒。”他迎着莫莉的目光说道。从转学到这所学校算起，莫莉破天荒第一次没忍住：她也对杰克微微一笑。 接下来几个月，莫莉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地听来了杰克的身世：杰克的母亲在切里菲尔德采蓝莓期间邂逅了杰克的父亲——一个来自多米尼加的移民工人。他让她怀上了孩子，却又拍拍屁股搬回了多米尼加，跟一个当地女子同居去了，再也没有回头。杰克的母亲终生没有嫁人，在一位富家老太太的海景豪宅里工作。不管怎么看，杰克也逃不开当个社会边缘人的命运，但他偏偏独辟蹊径。他身上有些熠熠生辉的品质：足球场上亮眼的风姿，迷死人的笑容，大而明澈的眼眸，好看得出奇的睫毛。尽管他没把自己当回事，莫莉却看得出来：这家伙的脑筋远比他嘴上承认的要好，甚至有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好。 莫莉根本不在乎杰克在足球场上如何威风，但好脑筋让她肃然起敬（大眼睛也算是加分项吧）。莫莉自己就是全靠一腔好奇才没有走上歪路。既然走了哥特路线，谁还会拿常人那些老掉牙的陈规往你身上套呢？因此莫莉发觉，一时间，她可以想怎么出格就怎么出格，想多搞怪就多搞怪。她一天到晚埋头读书，礼堂里也好，餐厅里也好，读的大多数是些小说，书中的主角个个愤世，比如《处女之死》《麦田里的守望者》《钟形罩》。她把书中的词汇抄在一本小册子上，因为她喜欢从嘴里念出那些字眼：悍妇，优柔寡断，护身符，富孀，萎靡不振，阿谀拍马……作为新生，莫莉曾经很乐意用自己那副假面吓跑同学，也很乐意在同学眼里看到戒心和猜疑。尽管她挺不愿意承认，但最近一阵子，那副假面开始变得碍手碍脚了。每天早晨她都要花好一阵才能打扮妥当，而一度富于寓意的例行步骤眼下让她很不耐烦：先把头发染成乌黑，然后把其中几绺挑染成紫色或白色，涂上眼影，接着涂上比肤色浅好几个色号的粉底，再把几件颇不舒服的衣服穿戴整齐。她感觉自己活像个马戏团小丑，某天清晨一觉醒来，却死活不愿意再粘上红色的橡胶鼻子。大多数人用不着费这种功夫扮个性吧，那她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莫莉不禁做起了白日梦：等到了下一个地方（因为总会出现下一站，下一个寄养家庭，下一所学校），她就索性推倒重来，扮个不必花力气打理的新造型。是扮垃圾范儿2好呢，还是扮性感辣妹范儿好呢？ 随着时间流逝，那一天倒是越来越有可能马上降临。迪娜早就动了心思要扔掉莫莉这个包袱，目前她又添了个颇有底气的理由。拉尔夫把宝押在了莫莉的表现上，千方百计想要说服迪娜——莫莉那凶巴巴的发型和妆容下藏着一个温柔少女呢。嗯，这下可好，拉尔夫算是信誉扫地了。 莫莉手脚着地趴下来，掀起了带洞眼的床罩，拖出两只花哨的行李袋，那是拉尔夫在里昂比恩3大甩卖时给她买的，购于埃尔斯沃思（红色那只印着龙飞凤舞的字体“布雷登”，橙色那只则印着“艾希莉”）。莫莉实在不知道，这两只行李袋到底为何不招人喜欢，是因为颜色款式，还是因为这两个呆气十足的白色的名字。当她打开梳妆台的顶层抽屉时，被子下传来了手机的振动声，随后变成了细声细气的乐声——洋基老爹的Impacto（一首歌曲名）。“这么一来，你就知道来电话的人是我，乖乖去接电话。”在为她买下这段铃声时，杰克说道。 “嘿，伙计。”她终于找到了手机，说道。“嘿，怎么样，小妞？” “哦，你知道的。迪娜不太开心。”“是吗？” “是啊，情况很不妙。”“有多不妙？” “嗯，我觉得我快被赶出去了。”她觉得嗓子发紧。莫莉被自己吓了一跳：这种事她明明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 “不会的，”他说，“我不这么想。” “没错，我能听见他们正谈论这件事。”她说着拽出一摞袜子和内衣，一股脑儿扔进印着“布雷登”字样的行李袋。 “可你还有一阵子社区服务要做呢。” “没戏。”她拿起自己的挂坠项链。项链在梳妆台上缠成了一团，莫莉用手指捋着金链，设法解开项链上的结。“迪娜说，没人愿意要我，我不值得信任。”项链上的结在她的拇指下松开了，她把金链捋直，“没事，我听说少年教养所没那么糟，反正也不过几个月。” “可是……你明明没有偷那本书。” 莫莉将平平的手机贴着耳朵，戴上项链，摸索着扣好卡扣，端详着梳妆台上的镜子。黑色眼妆在她的眼周晕开了，使她活像个橄榄球运动员。 “对吧，莫莉？” 问题是，她确实偷了那本书，或者换句话说，她想偷那本书。那是她最爱的一本小说——《简·爱》，她渴望拥有它。巴尔港的谢尔曼书店里没有现货，她的脸皮又太薄，不好意思让店员订购。迪娜是不会把信用卡号给她，让她去网上购书的。她从未如此渴盼过什么东西（嗯……有一阵没有了）。于是在图书馆里，当她双膝着地趴在小说部窄窄的书架之间，眼前的书架上赫然是三本《简·爱》：两本平装，一本精装。那本精装书她已经借过两次，是到前台用借书证登记借出的。她从书架上取下那三本书，用手掂掂重，又把精装本放回去，塞到《达·芬奇密码》的旁边。至于那册新一点的平装书，她也放回了书架。 她塞进衬衣和牛仔裤裤腰里的那本《简·爱》又卷又旧，纸张泛黄，还有些段落被人用铅笔画了线。托了干巴巴的胶水的福，廉价的封面已经从纸页上脱开。如果馆方把这本书送去每年一度的图书大甩卖，只怕最多值个十美分。莫莉觉得，没人会在乎这么一本书，还有另外两本崭新的《简·爱》呢。可惜图书馆最近刚刚配备了磁性防盗标签：几个月前，四名志愿者（四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们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到斯普鲁斯港图书馆的一切事务中）花了几个星期将标签装到了一万一千多册图书的封面内侧上。于是那天离开图书馆时，莫莉根本没有料到自己经过的是一扇防盗检测门，洪亮的哔哔声一直响个不停，图书馆馆长苏珊·勒布朗像只归家的鸽子一样风驰电掣地赶了过来。 莫莉立刻招供了；说得更准确些，她设法声称，她本来是想登记借出那本《简·爱》的。但苏珊·勒布朗根本不买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用谎话脏了我的耳朵。”她说，“我可一直在盯着你，刚才我就觉得你有图谋。”真可惜，居然让她猜中了！她本来很乐意猜错一次，一次就行。 “哦，该死。真的吗？”杰克叹了口气。 莫莉一边望着镜子，一边用手指轻抚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吊坠。她已经不常戴这条项链了，但只要出了岔子，心知自己又要搬家时，莫莉就会戴上它。链子是在埃尔斯沃思的折扣店玛登商店里买的，莫莉又在上面串了三个吊坠：一条蓝绿相间的景泰蓝鱼，一只白镴乌鸦，再加上一头丁点小的棕熊，那是父亲在她八岁生日的时候给她的。几个星期后，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他在驾车驶下95号州际公路4时翻了车，就此丧命。当时莫莉的妈妈年仅二十三岁，从此以后就一路滑进了泥潭里，再也没有振作起来。等到九岁生日的时候，莫莉已经住进了一个新家，妈妈却进了监狱。那些吊坠是昔日生活给她留下的唯一印记。 杰克是个好人，但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总有一天，跟其他人一样（社工也好，老师也好，养父母也好），他会忍无可忍，感觉被人辜负，意识到实在不值得为莫莉费这么多功夫。尽管莫莉希望自己能把杰克放在心上，也成功地让他相信自己确实把他放在了心上，她却从未彻底交心。她倒不算在演戏，不过在内心深处，她总是有所保留。她已经发觉：只要将胸膛想象成一只用链条锁上的巨型箱子，就可以控制情绪。她会打开箱子，将所有东奔西窜、难以控制的感情一股脑儿塞进去，塞进所有肆意横流的悲哀或遗憾，再死死地锁好箱子。 拉尔夫也千方百计想要发掘她身上的闪光点，就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念头，他从莫莉身上看出了并不存在的闪光点。莫莉颇为感激他的信赖，却忍不住对自己打了几个问号。在这一点上，迪娜似乎更好相处，她根本没有花心思掩饰对莫莉的疑心。想想吧：明刀明枪跟你对着干，总比出岔子以后再对你失望强吧。 “《简·爱》？”杰克说。“有什么关系吗？” “我本来要给你买那本书的。” “是啊，没错。”尽管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搞不好就会被人送走，莫莉心里却清楚自己绝不会开口让杰克买书。如果非要在寄养制度里找出她最讨厌的一点，那就是你必须依赖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变幻莫测的心思又让你防不胜防。她已经学会不期盼任何人的任何给予。她的生日经常被人忘到脑后，节日过完了大家才猛然想起她。她只能拿到什么就凑合用什么，而她拿到的东西罕少是她开口要的。 “你真是固执得要死！”杰克仿佛一眼看穿了她的心思，“瞧瞧你给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 有人重重地敲响了莫莉的房门。她把手机捂在胸口，眼睁睁望着门把手转开。这是另一件讨厌的事：没有锁，没有隐私。 迪娜探头进了屋，涂着粉色口红的双唇抿得很紧。“我们必须聊一聊。” “好。我先把电话讲完吧。”“你在跟谁通话？” 莫莉犹豫片刻。必须回答吗？哦，管他呢。“杰克。”她说。 迪娜皱起了眉：“快点啊，我可没有一整夜时间给你耗。” “我马上就来。”莫莉面无表情地盯着迪娜，一直等到迪娜的头从门边消失，才再次把手机贴到耳朵上，“行刑时间到啦。” “不，不，听着，”杰克说，“我有个主意，有点……出格的主意。” “什么嘛。”她闷闷不乐地说，“我得走了。”“我跟我妈谈过……” “杰克，你开玩笑吧？你居然跟她讲？她已经恨死我了。” “嘿，听我把话讲完嘛。首先，她并不恨你。其次，她跟她的东家聊了聊，看来你说不定可以去那儿做社区服务。” “什么？”“没错。” “可是……怎么会这样？” “嗯，你知道我妈堪称世界上最蹩脚的管家。” 莫莉喜欢他说这话的腔调：实事求是，不贴标签，仿佛他在声称他母亲是个左撇子。 “老太太想要人把阁楼清理清理，里面净是些旧报纸、盒子之类的狗屎东西，我妈觉得那是她最可怕的噩梦。于是我出了个主意，让你去清理。我敢打赌，你那五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轻而易举就耗在那鬼地方了。” “等一下……你要我去清理一个老太太的阁楼？” “是啊。正是你的拿手好戏，你不觉得吗？拜托，我知道你这人有多爱揪着细节不放。别妄想抵赖，你的东西全在书架上一字排开，你的论文全都归了档。你的书不是还按字母顺序摆放吗？” “你注意到了？” “你压根儿没料到我有多么了解你。” 莫莉不得不承认，虽然怪是怪了点，但她就喜欢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实际上算是有点洁癖。尽管时常搬家，她还是学会了打理自己仅有的家当。可是这一次，她说不好。日复一日孤零零地困在发霉的阁楼里，收拾某个老太太的垃圾？ 话是这么说，鉴于不接这份活儿就会……“她想见见你。”杰克说。 “谁？” “薇薇安·达利，那个老太太。她想让你来……” “面试。你的意思是，我必须通过她的面试？”“算是其中一关吧。”他说，“你打算来吗？”“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当然有。你可以蹲局子嘛。” “莫莉！”迪娜一边咆哮，一边敲门，“现在就出来！” “好吧！”莫莉高声说道，接着对杰克说，“好吧。”“好什么？” “我会接这份活儿。我会去见见她，接受她的面试。” “太好了。”他说，“哦，还有……也许你还是穿条裙子去比较好，只不过……你明白。也许再拿掉几个耳钉。” “鼻环呢？” “我爱死鼻环了，”他说，“不过……”“我明白了。” “也就初次见面要讲究一下。” “没关系。听着，谢谢。” “别谢我啦，我不过是自私而已。”他说，“我只希望你在我身边多待一会儿。” 莫莉打开卧室门，冲着迪娜和拉尔夫紧张不安的面孔露出了微笑：“你们用不着再担心，我有办法做完社区服务了。”迪娜向拉尔夫使了个眼色。多亏多年来琢磨养父母们的暗示，莫莉读得懂这种表情。“但如果你们想让我离开，我也理解，我会找到其他去处的。”她说。 “我们不希望你离开。”拉尔夫说。与此同时，迪娜也开了口，“我们必须商量一下。”他们两人瞪大眼睛望着对方。 “无所谓了，”莫莉说，“如果不行，那也没事。” 在那一刻，靠着从杰克那里借来的胆子，一切还好。如果搞不定的话，那就搞不定呗。莫莉早就知道，别人一辈子避之唯恐不及的种种心碎与背叛，她早已面对过了：爸爸撒手人寰；妈妈歇斯底里；在一处又一处住处之间穿梭，一次又一次被遗弃。但她依然好端端地活着，睡觉，渐渐长高，每天早上睁眼醒来，穿戴妥当。因此，当说出那句“没事”时，她的意思是，她知道自己几乎可以挺过任何难关。而且此时此刻，从记事起头一次，居然有个人在照料着她（话说回来，这小子究竟是哪里缺根筋？）。 纽约，1929年 最先察觉到的是梅茜，她哭个不停。母亲病倒的时候，梅茜才一个月大，因此她跟我一起挤在我那张窄窄的小床上，与我们的兄弟同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那间小屋如此幽暗，我说不清眼盲是否正是这种感觉——无所不在的空虚。在此之前，我曾经这么揣摩过很多次。我几乎看不清弟弟们的身影，只能感觉到他们不时翻个身，却并没有醒过来。地上铺了一张草垫子，六岁的双胞胎多米尼克和詹姆斯正双双睡在草垫上，挤作一团取暖呢。 我背靠着墙壁，坐在小床上，按妈妈教的办法搂着梅茜，让她伏在我的肩上。我千方百计地哄她，把以前管用的招数全都用上了：轻抚她的后背，用两根手指刮刮她的鼻梁，轻声在她耳边哼起父亲最喜欢的歌——《我那歌唱的小鸟》：我听见黑鹂吟唱，也听见画眉与红雀；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鸟。可惜梅茜尖叫得更大声了，小身子一阵接一阵地抽搐。 当时梅茜已经十八个月了，却轻得像捆破布。她出生才刚刚几个星期，妈妈就发烧病倒了，再也无法给她喂奶，所以我们用温糖水和文火熬成的碎燕麦凑合着喂她，有钱的时候再买点牛奶给她。我们全都很瘦。能下肚的东西实在不多；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几乎只有嚼不动的土豆，掺在寡淡的清汤里。即使在身体最好的时候，妈妈的厨艺也很够呛，有些日子她压根儿懒得动手。在我学会做饭之前，我们不止一次把土豆从罐头里倒出来直接吃掉。 我们离开爱尔兰西海岸的家已经两年了。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辛，我们的爸爸接二连三地找了一串工作，又丢了一串工作，其中没一份能养活我们一家子。我们住在戈尔韦郡一个名叫金瓦拉的小村庄里，住的是一所丁点小的石屋，室内还没有暖气。左邻右舍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拥向美国。据传闻，那儿的橘子有马铃薯大小，灿烂晴空下麦浪滚滚，洁净又干爽的木头房子里配备着水电装置，工作多得像树上的累累果实。爸爸的父母和姐妹东拼西凑攒齐了我们一家五口越洋航行的费用，算是最后一次再帮我们家一把（也有可能是为了免得我们一天到晚让他们操心）。于是在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我们一家登上了开往埃利斯岛9的艾格尼丝·波琳号。我们与未来的唯一纽带是写在纸上的一个名字，登船时父亲把这张字迹龙飞凤舞的字条塞进了衬衫口袋。名字的主人是个十年前移民过去的男人。据他在金瓦拉的亲戚们声称，此人目前在纽约经营一家体面的餐馆。 尽管我家一直住在海边小村里，家人中间却没有哪个坐过船，更别提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的船只了。除了我那体健如牛的弟弟多米尼克，我们其他人在航行途中都经常病倒。妈妈的处境更加糟糕，上船后她才发现又怀了孩子，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即使如此，当我站在甲板上，站在我们那间又黑又挤的统舱舱房前方，望着艾格尼丝·波琳号在油腻腻的海水中劈波斩浪时，依然觉得振奋不已。当然啦，我想，我们会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抵达纽约港的那个清晨雾气森森，阴霾万里。弟弟们跟我一起站在栏杆旁，眯起眼睛望着蒙蒙的雨丝。自由女神像就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们却几乎看不清它朦胧的轮廓。我们被赶进了长队，接受检查和质询，接着有人盖上章，把我们跟几百个移民一起放了进去。在我听来，那数百个移民嘴里的话活像农场里牲畜的嘶鸣。 我并没有看见滚滚麦浪，也没有看见大个儿的橘子。我们乘坐一艘渡轮到了曼哈顿岛，走上大街。妈妈和我被行李压得步履蹒跚，双胞胎吵着要我们抱，爸爸的两只胳膊下各夹着一只手提箱，一只手攥着地图，另一只手则捏着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他母亲龙飞凤舞的草书：“马克·弗兰纳里，德兰西街爱尔兰玫瑰店”。迷路了几次之后，爸爸干脆把地图丢到了一旁，开始向街上的行人问路。他们多半没答话就走开了，其中一个还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脸上满是厌恶的表情。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是家爱尔兰酒吧，跟戈尔韦郡后街小巷里最不上台面的酒吧一样破。 爸爸进了酒吧，妈妈和家里的孩子则在人行道上等。雨已经停了，湿漉漉的街道上腾起缕缕雾气，飘进潮乎乎的空气中。我们身穿湿衣服站着，挠着结痂的头（都怪船上的虱子，简直跟晕船症一样躲不开），汗水和灰尘害得我们身上黏糊糊的。我们的脚被新鞋磨出了水泡：出发之前，祖母给我们买了新鞋，但妈妈非让我们等到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再穿。除了眼前这家蹩脚的翻版爱尔兰酒吧，这片新大陆跟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马克·弗兰纳里已经收到了他姐姐写来的信，正在等我们抵达。他雇我爸爸当了洗碗工，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地方：窄街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高高的砖楼，四处人头攒动。他知道有间公寓要出租，租金一个月十美金，就在伊丽莎白街一栋五层公寓楼的三楼。他把我们带到公寓楼门口，我们一家便跟着波兰籍房东卡明斯基先生走过一段铺了地砖的过道，上了楼梯，带着行李在热浪和黑暗中挣扎；与此同时，房东先生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爱干净、有礼貌、人勤快是何等美德，而他显然很怀疑我们身上是否有这些美德。“我对爱尔兰人没什么偏见，只要你们不惹祸就行。”他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我偷偷瞥了瞥爸爸的面孔，却望见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但我顿时恍然大悟：爸爸已经发现了一件事——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只要他张嘴讲话，人们就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这个发现让爸爸大吃一惊。 房东把我们的新家叫作车厢式公寓住宅：房间一间连着一间，活像火车车厢。其中一头是我父母那间丁点小的卧室，屋里有一扇窗，正对着另一栋大楼的背面。紧挨着的是我、梅茜及兄弟们合住的屋子，接着是厨房，随后是前厅，厅里还有两扇窗户，俯瞰着繁忙的街道。卡明斯基先生拉了拉厨房金属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条绳，一个灯泡随之洒下了光亮，苍白的光影映照着伤痕累累的木桌、煤气炉，还有一个污渍斑斑的小水槽，水槽上的龙头可以放出冷水。我们与邻居合用的卫生间则在公寓门外的走廊里。房东告诉我们，邻居是一对姓夏茨曼的德国夫妇，没有子女。“他们一点也不吵，也希望你们不要吵。”他说着皱皱眉：我的弟弟们整天不肯安生，正在互相推搡对方闹着玩呢。 尽管房东瞧不上我们，房间黑漆漆的，周围闷热难当，还充斥着我这乡下人从没听过的各种奇声怪响，我的心中却还是涌起了一缕希冀。我环顾着家里的四间屋，看上去我们一家确实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将金瓦拉的种种煎熬抛在了身后：那种渗入骨髓的潮气，可怜巴巴挤死人的小屋，还有我爸爸酗酒的毛病。刚才我提过这一点吗？正因为这个恶习，每一点每一滴成就都化成了泡影。但在这里，爸爸会得到一份工作；只要拉拉绳就会有光，只要拧拧把手就会有水。就在门外，在一个压根儿不潮湿的走廊里，我们还有马桶和浴缸呢！无论多么微茫，这终归是一线希望，通向一个新的开始。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点渲染了我的这段记忆，是我现在的年纪呢，还是我当时的年纪？离开金瓦拉时，我七岁；梅茜哭个不停的那天晚上，我九岁。那一晚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超过远离故土。八十二年过去了，她的哭号依然在我耳边萦绕。如果当时我留心查一查她哭号的原因，而不是一心设法安抚她，那就好了。如果当时我真的留心查了她哭号的原因，那该有多好。 我是如此害怕我们的生活会再次支离破碎，因此千方百计不去理睬那些最让我心惊的事：尽管到了异国，爸爸的酒瘾却一点也没变；妈妈不时心情低落，大发雷霆。他们两人一天到晚争执不休。我盼望一切安好。我把梅茜搂到胸口，在她耳边轻声低唱，想让她安静下来，但没有一只鸟儿的歌喉比得上你那么甜美，我那歌唱的小鸟……等到梅茜终于不再出声时，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我压根儿没有料到，其实当时的梅茜正在示警，提醒我们大祸将至，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纽约中央火车站，1929年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开始习惯行驶的火车，习惯了沉重的车轮碾过铁轨发出的咔嗒声、座位下的嗡嗡声。暮色抹去了窗外树木凌厉的轮廓，碧空慢慢暗下来，无边的夜色托出一轮圆月。几个小时后，一缕淡淡的蓝晕渐渐变成柔和的曙光。不一会儿，太阳便升上了天空。火车停停走走，让一切仿佛一帧帧静物摄影，而这万千画面聚在一起，又变成了动态的场景。 我们望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闲聊着，玩着游戏，借此打发时间。斯卡查德夫人有副西洋跳棋和一本《圣经》，我翻着书页，一心想找《诗篇：121》（那是妈妈的最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12……这趟列车上识字的孩子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早在几年前，妈妈就教会了我全部字母，然后教我如何拼写，当时我们还在爱尔兰呢。到纽约之后，她让我把有字的东西通通念给她听，不管是我在街上发现的包装箱也好，瓶子也好。 “唐纳牌碳……酸饮……” “饮料。” “饮料。柠檬苏打水。人‘导’……” “人造，听上去跟‘躁’发同一个音。” “人造色素，添加柠檬‘散’……柠檬酸。” “不错啊。” 等到我渐入门径，妈妈从她床边那只破旧的行李箱里取出了一本蓝封皮、镶金边的精装本诗集。弗朗西斯·费伊是金瓦拉本地诗人，出生在一个有十七个孩子的家庭。十五岁时，他当上了本地男校的助教，随后远赴英国（据妈妈说，这跟所有其他爱尔兰诗人一样），混迹于叶芝13和萧伯纳14等同道文人之中。她会细心地翻开书页，用手指抚过薄纸上的黑字，默诵着上面的语句，直到发现她在找的篇章。 “《戈尔韦湾》，我最爱的一首。”她说，“读给我听听吧。” 于是我念道： 若我再度拥有青春的热血、热望与火热之心，即使予以世上所有黄金，我也绝不离开你的岸边，无论神赐此地何等风物，我都将安然在此终老，紧紧依偎着你长眠于墓地，戈尔韦湾。 有一次，我正磕磕巴巴地念着诗，抬头却发现两行眼泪流下了妈妈的脸颊。“上帝啊，”她说，“我们真不该离开那片土地。” 在火车上，我们有时会唱歌。柯伦先生曾在出发前教过我们一支歌，眼下他每天至少会站起来领唱一次：从阴霾四处的城市到繁花似锦的乡间正有芬芳的风儿吹遍 从一片荒芜的城市到生气勃勃的乡间仿佛夏日鸟儿翩翩 哦，孩子们，亲爱的孩子们 年轻，快乐，无邪…… 途中我们在某一站停下来，补了些三明治配菜、新鲜水果和牛奶，但只有柯伦先生一个人下了车。我能透过窗户看见他，他穿着那双白色正装男鞋，在站台上跟农夫讲话，其中一个农夫拎着一篮子苹果，另一个拿着满满一袋面包。一个身穿黑色围裙的男子把手伸进箱子里，解开一个牛皮纸裹好的包裹，露出一块厚厚的黄奶酪。我的肚子不禁咕噜噜跟着雷鸣起来。我们分到的食物并不多，在此之前整整一天，每个人只有些许面包皮、牛奶，再加上一个苹果。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主事人害怕东西不够吃，还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让我们恪守美德。 斯卡查德夫人迈着大步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趁着停车让孩子们轮流站起来舒展身体，每次两组人。“把每条腿都抖一抖，”她指导大家，“有助于血液循环。”小不点儿们时刻不肯安生，一些年纪大点的男孩又总是到处惹是生非，简直无孔不入。我可不想跟这些男孩掺和，他们活像狼一样野。我们的房东卡明斯基先生曾经把这种男孩叫作“街头流浪儿”，也就是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拉帮结伙地四处游荡，要么小偷小摸，要么干些更不堪的勾当。 火车刚出站，其中一个男孩就点燃了一根火柴，惹毛了柯伦先生。柯伦先生一掌拍在男孩的脑袋上，用整节车厢都能听到的声音呵斥他，骂他是个一无是处的蠢材，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狗屁出息。谁料柯伦先生的雷霆大怒反倒让那小子在其他捣蛋鬼心里莫名光彩了几分，他们苦心琢磨起了惹火柯伦先生的种种妙计，同时又挖空心思不被逮个正着。于是一会儿是纸飞机，一会儿是打响嗝，一会儿是幽幽的尖声呻吟，接着有人捂嘴哧哧地笑。柯伦先生没办法从一群男孩里揪出元凶，简直大为光火。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到下一站时把他们通通赶下车？最后他还真拿这一点吓唬那群捣蛋鬼，一边说一边从过道里逼近两个格外闹腾的男孩的座位。可惜，这招反而害得男孩中年纪大点的那个狗急跳墙，他回嘴道，他倒巴不得自走自路呢，反正已经流浪了好多年了，也没糟到哪里去嘛——到美利坚哪个城市不能擦鞋？他敢打赌，说不定比被送到某人家里强得多，落得跟牲口一起住牲口棚，吃的只有泔水，说不定还会被印第安人弄走。 孩子们纷纷在座位上低语起来：他都说了些什么呀？ 柯伦先生颇不自在地环顾着四周：“你把整整一车厢孩子吓得够呛，现在开心了？”他说。 “又没有说错，对不对？” “当然不对……这不是真话。孩子们，别闹了。” “我听说，我们会被卖给拍卖会上出价最高的人呢。”另一个男孩故意高声耳语道。 列车车厢顿时一片沉默。这时斯卡查德夫人站了起来，跟平时一样怒气冲冲地抿着嘴唇。她戴着一顶宽檐帽，搭配着沉重的黑斗篷和闪亮的金属框眼镜，显得比柯伦先生有气势多了，柯伦先生只怕一辈子也比不过。“我已经听够胡说八道了。”她用刺耳的声音说道，“真想把你们通通赶下车去，不过，这种做法实在……”她的目光缓缓地从我们身上扫过，审视着每一张苦瓜脸，“太有违基督徒精神。对吧？柯伦先生和我此行前来，是要把你们送往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切唱反调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不知廉耻。我们万分期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摆脱过去那种堕落的生活，经过强有力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变成受人尊敬的公民，当好社会的一分子。至于眼下，我不会天真到相信你们所有人都能做到。”她狠狠地瞪了一眼某个金发男孩，那男孩年龄颇大，属于肇事者之一，“但我希望，你们中的大多数会把这看作一个机会，也许是唯一一个成就你们自己的机会。”她理了理肩上的斗篷，“柯伦先生，也许，刚才对您出言不逊的年轻人应该换个座位，让这位靠不住的‘万人迷’先生尝尝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滋味。”她抬起下巴，帽檐下的目光好似乌龟从龟壳里往外打量，“嗯……妮芙旁边正好有个空位。”她说着，朝我的方向勾了勾手指，“那里还有个很不安生的小不点儿呢，那就更棒了。” 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哦，不。但我看得出来，现在斯卡查德夫人可不会改变主意。于是我挪了挪，紧挨着车窗，能挨多紧挨多紧，又把卡迈恩和裹他的毯子放在我身旁，正好在座位的中央。 过道另一侧，离我隔着几排车座的地方，那男孩站起身，大声叹了口气，把头上亮蓝色的法兰绒帽猛地往下一拽。他大张旗鼓地离开座位，磨磨蹭蹭地走下过道，活像死刑犯一步步走向绞索。走到我坐的那一排时，他眯起眼打量我，又瞧瞧卡迈恩，对他的朋友做了个鬼脸。“恐怕很有意思。”他大声说。 “不许讲话，年轻的先生。”斯卡查德夫人用颤音说道，“坐下，举止要像个绅士。” 他一屁股坐下来，双腿还搁在过道上。紧接着，他摘下帽子在我们前面的座位上猛扇一下，拍起了一小团灰尘。前排的孩子腾地转过身，睁大眼瞪着他。“哎哟，”他低声喃喃道，似乎并非说给任何人听，“真是个讨厌的老家伙。”他对卡迈恩伸出一根指头，小不点儿认真地端详着手指，又端详他的面孔。男孩晃晃手指，卡迈恩一头扎进了我怀里。 “害羞可没有半点用处。”男孩说。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扫过我的面孔和全身，我的脸突然涨得通红。他长着淡茶色的直发，淡蓝色的眼眸，我觉得大约有十二三岁，但他的举止似乎显得更加老成一些。“居然是个红头发，简直比当个擦鞋童还糟糕。谁会要你？” 他的话不假——这让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我抬起了下巴：“至少我没犯过事。” 他放声大笑：“这么说，我犯过事喽，对吧？” “你说呢。” “你会信我的话吗？” “恐怕不会。” “那说什么有用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三人一声不吭地坐着，卡迈恩被新来的男孩吓得不敢动弹。我望着窗外掠过的一幕幕孤单森峻的景色。今天的雨丝时断时续，雨意绵绵的天空低垂着朵朵阴云。 “他们拿走了我的工具箱。”过了一会儿，男孩说。 我扭头望着他：“什么？” “我擦鞋用的工具，全部鞋油和刷子。那他们要我靠什么谋生呢？” “他们不会让你去谋生，他们会给你找个家。” “啊，没错。”他干巴巴地笑了一声，“找个晚上给我掖被角的妈，再找个教我做生意的爸。我觉得行不通，你呢？” “我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不过，我当然想过。我已经收罗到了点点滴滴的消息：不懂事的婴儿是最先被挑走的，接着轮到年龄稍大的男孩——男孩们一身强健的筋骨颇受农夫青睐。最后剩下的正是跟我一般年纪的女孩：年纪不够小，已经难以教养成闺秀；年纪又不够大，没办法承担多少家务活，在田间也派不上多大用场。如果没人要的话，我们会被送回孤儿院。“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说。 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了一便士。他捻着那枚硬币，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又挨挨卡迈恩的鼻子，然后握起拳头紧紧地攥在手心。他摊开手，那枚便士却不翼而飞了。他又伸手到卡迈恩的耳后，“变……”他边说边把一便士硬币递给小家伙。 卡迈恩凝神盯着它，整个儿惊呆了。 “你要么忍，”男孩说，“要么逃跑。说不定你走运得很，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了呢。未来如何只有老天爷知道，他才不会漏口风呢。” 芝加哥，联合车站，1929年 我们成了一个奇怪的小家庭：同在一个三人座上容身的男孩（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汉斯，在街头则以“德国仔”闻名）、卡迈恩和我。“德国仔”告诉我，他出生在纽约，父母是德裔，母亲染上肺炎去世了，父亲就把他赶到街头，靠擦鞋谋生。如果赚得不够的话，父亲会用皮带抽他。于是有一天，他没有再回那个家。他跟一帮男孩混到了一起。每逢夏季，他们会就地找个台阶或人行道过夜。冬季则睡在桶里、门廊里、人家丢掉的箱子里，不然就在印刷广场边的铁箅子上找地方过夜，暖气和蒸汽会从铁箅子下方的发动机上冒出来。在一家地下酒吧里，他不靠乐谱自学了钢琴，晚上会为醉醺醺的主顾们弹上一阵，他的见闻远超过一个十二岁少年应有的视野。男孩们想方设法互相照拂，但如果有人生病或受伤（要么得了肺炎，要么跌下有轨电车或撞上了卡车车轮），其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跟我们一样，“德国仔”所属帮会的几个孩子也在这列火车上。他指出了“滴汤漏水的杰克”——那小子老把汤汤水水溅到自己身上，还有“白佬”——那小子的皮肤几近透明。当初人家答应给他们吃顿热饭，蠢小子们就被牵着鼻子带走了，结果落到了今天这种下场。 “那热饭呢？你们吃上热饭了吗？” “怎么会没吃上呢？烤牛肉加土豆，再加上干净的床铺。但我心里可打着鼓。我敢打赌，甜头只怕要用人头来换，跟印第安人剥头皮一样。” “这是慈善。”我说，“你没听见斯卡查德夫人说吗？这是他们基督徒的责任。” “我只知道，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基督徒的责任帮过我。瞧他们说话那神气，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害我累死累活，还一毛钱也拿不到。你是个姑娘家，说不定不会有事，在厨房里烤烤馅饼，要么照料小孩子，”他瞄了瞄我，“除了雀斑和那头红发，你看起来也还过得去。要是腿上搭条餐巾坐到桌旁的话，你的模样一定非常上得了台面。我可不行。我年纪太大，没法学好礼仪了，也受不了乖乖听从别人定下的规矩，唯一擅长的就是干苦力活。那些当报童、当小贩、贴海报和擦皮鞋的小孩也是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冲着车厢里的男孩一个接一个地点头。 旅途第三天，我们越过了伊利诺伊州边界。列车驶到芝加哥附近，斯卡查德夫人站起身，又讲了一番话。“再过几分钟，这趟车将抵达联合车站，到时候我们要换到另一趟火车上继续前进。”她告诉我们，“如果我做得了主的话，我会领着你们直接穿过月台去下一趟火车，途中一口气也不歇，免得夜长梦多，让你们惹祸上身。只可惜，我们要等半个小时才能上车。年轻的先生们，穿好你们的西装外套；年轻的女士们，穿上你们的围裙，当心不要弄皱。” “芝加哥位于大湖之畔，是个高贵而傲然的城市。因为临湖而风势不息，也因此得名‘风之城’。当然了，你们必须带上行李箱，用毛毯裹好身体，因为我们要在月台上待至少一个小时。” “说到芝加哥的好市民们，毫无疑问，他们会认为你们是地痞、小偷、乞丐，总之是这世上救赎无望的罪人。他们质疑你们的品格，此举无可厚非。你们的任务是证明他们看走眼了。你们的举止必须无可挑剔，要像个模范市民，正如儿童援助协会所期待的那样。” 月台上的劲风呼啸着卷过我的长裙。我用毯子裹紧肩膀，同时留心着卡迈恩。小家伙正到处摇摇晃晃，似乎压根儿不在意入骨的寒气。不管遇上什么，他都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火车”、“车轮”、“斯卡查德夫人”（她正在对列车员皱眉头）、“柯伦先生”（他正跟车站管理人员一块儿专心钻研文件），还有“灯”（卡迈恩的目光落到灯上时，灯光突然奇迹般地亮了起来，吓了他一跳）。 出乎斯卡查德夫人所料（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她那番不入耳的话），我们这群孩子都不爱吱声，就连年龄较大的男孩也一样。我们挤在一起，个个怡然自得，跺着脚取暖。 只有“德国仔”例外。他到哪里去了？ “喂！妮芙。” 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扭头回望，一眼瞥见楼梯间里闪过“德国仔”的金发。他的身影转眼不见了。我望望大人们，他们正忙着表格的事呢。一只大老鼠沿着远处的砖墙一溜烟蹿过去，其余孩子又是指点又是尖叫。我抱起卡迈恩，抛下了我们的手提箱，溜到柱子和一堆木箱后。 楼梯间里，从月台上看不见的地方，“德国仔”正斜倚着一堵弯墙。等到望见我的身影，他立刻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噔噔噔”上了楼梯，绕过拐角消失了踪影。我回头瞥了瞥，没有发现半个影子，于是搂紧卡迈恩跟上“德国仔”，眼睛紧盯着宽宽的台阶，免得摔跤。卡迈恩抬起头，在我怀里往后仰，好似一袋松垮垮的大米。“光光……”他一边嗫嚅，一边伸手指指着。我随着他那胖乎乎的手指望去，发现他指的是火车站巨大的拱顶天花板，拱顶边缘镶着一道天窗。 我们走进巨大的候车室，里面挤满了肤色各异、模样各异的人：领着仆从、身穿皮草的阔太，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男士，穿着艳色衣服的女售货员。雕像、圆柱、阳台、楼梯，再加上庞大的木制长凳，真让人一时间目不暇接。“德国仔”站在正中央，透过玻璃天花板仰望着碧空，接着脱下帽子，猛地抛进了空中。卡迈恩挣扎着想要脱身，我刚刚把他放下，他就一溜烟向“德国仔”奔了过去，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腿。“德国仔”弯下腰，将小不点儿扛到肩上。走到他们身边时，我听见“德国仔”说：“伸开双臂，小家伙，我来带你转一圈吧。”他攥住卡迈恩的腿绕起圈来，卡迈恩伸出双臂，头往后仰，抬眼凝视着天窗，快活地尖叫着。就在那一刻，自火灾以来第一次，我把忧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心中涌起的喜悦如此势不可挡，几乎让人有些痛楚，仿佛刀锋般锐利。 正在这时，一阵哨声响彻了候车室。三名身穿深色制服的警察急匆匆地奔向“德国仔”，手里已经拔出了警棍。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我望见斯卡查德夫人在楼梯的高处，伸出乌鸦翅膀一样的手臂指点着。柯伦先生拔腿跑过来，脚上穿着那双笑死人的白鞋。一个胖警察高声喊道：“趴下！”卡迈恩顿时吓得紧搂住“德国仔”的脖子。我的胳膊被人猛地扭到了背后，一个男人从牙缝里向我耳边吐出了几个字：“想要偷偷溜走，对吧？”他的呼吸闻上去有股甘草味。分辩起不了任何作用——于是当他逼我跪下的时候，我一声也没有吭。 巨穴般的大厅顷刻安静了下来。借着眼角的余光，我看见“德国仔”伏在地板上，一根警棍正指着他。卡迈恩放声号啕，哭声撕裂了大厅里的死寂。每当“德国仔”动一动，警察就用警棍捅他。他被戴上了手铐，胖警察猛地将他从地上拉起来，凶巴巴地将他往前推，害得“德国仔”步履踉跄。 正在那时，我恍然大悟：看来“德国仔”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麻烦。他的脸毫无表情，甚至没有回嘴。我看得出旁边的看客怎么想：这是个劣迹昭彰的小子，可能还不止一次犯事呢。至于这位警察，谢天谢地，人家正在保护芝加哥遵纪守法的好市民。 胖警察把“德国仔”拖到了斯卡查德夫人面前；而那个一嘴甘草味的警察也有样学样，凶巴巴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斯卡查德夫人沉下了脸色，嘴唇抖得厉害，成了O形，身子似乎正在战栗。“我把这年轻人交给你，”她对我说道，声音平静得吓人，“原本希望你可以教好他。看上去，我真是大错特错。” 一时间我思绪翻涌。如果我能让她相信“德国仔”没有恶意，那就好了。“不是的，夫人，我……” “不要插嘴。” 我垂下了目光。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心下明了：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她对我的看法。但说也奇怪，悟到这点以后，我竟然感觉颇有几分解脱。眼下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别让“德国仔”再被赶回街头。 “是我的错，”我说，“我让‘德国仔’……我是指汉斯……带我和宝宝上楼梯。”我扭头打量卡迈恩，小家伙正尽力从警察怀里抽出胳膊，“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瞧一眼那个湖。我以为宝宝会喜欢的。” 斯卡查德夫人对我怒目而视。“德国仔”望着我，看上去吃了一惊。卡迈恩开口了：“哇哟？” “接着……卡迈恩就看到了灯。”我往头顶指了指，眼神落到卡迈恩身上。小家伙仰起头，高声喊道：“光光！” 警察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一嘴甘草味的警察放开了我的胳膊，显然已经认定我不会逃跑。 柯伦先生抬眼瞄了瞄斯卡查德夫人，她的神色居然稍稍缓和了些。 “你就是个长着榆木脑袋的蠢姑娘。”她说道，但口吻已经不如刚才咄咄逼人。我看得出来，她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恼火，“我明明让你们待在月台上，你竟然当作耳边风。你把整整一群孩子置于危险之中，自己则丢人现眼。更糟糕的是，你还让我丢人，柯伦先生也一样。”她补了一句，转身面朝着他。他缩了缩，仿佛在说“别把我扯进来”。“不过，依我的看法，这种事还用不着劳烦警察。算纠纷吧，还算不上犯法。”她解释道。 胖警察大张旗鼓地解开“德国仔”的手铐，又“啪”地扣到自己的皮带上：“您不会变卦吧，不希望我们抓他对吗，夫人？” “谢谢您，先生，但柯伦先生和我会想个法子好好罚他们的。” “一切听您的吩咐。”他碰了碰帽檐，后退几步，转过了身。 “别弄错了，”斯卡查德夫人脸色严峻，低头瞪着我们，“你们一定会挨罚的。” 斯卡查德夫人用一把长长的木尺敲了好几下“德国仔”的指节，但我认为她罚得并不算狠。“德国仔”几乎连躲也没有躲，还在空中甩了两下手，又朝我挤挤眼睛。诚然，退一步讲，她又能罚多狠呢？一个个无家无势，靠别人的荫庇也仅能糊口，按吩咐坐在硬邦邦的木头车座上，直到全都跟“滴汤漏水的杰克”所说的那样，被人卖去当奴婢使唤——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活在世上，本身已经是一种惩罚。斯卡查德夫人嘴上威胁说要把我们三个人分开，但最后还是让我们待在了一起：她说，她可不乐意让“德国仔”把其他孩子教坏。再说，显然她还认定，让我照顾卡迈恩，也算是罚我了。她勒令我们，不得跟对方讲话，甚至不许张望对方。“如果我听到一丁点动静，我发誓……”她凶巴巴的话飘到我们的头顶，好似一只被扎穿的气球般泄了气。 离开芝加哥的时候，黄昏已至。卡迈恩坐在我怀里，两只手扶着窗户，一张脸紧贴玻璃，眺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街道和楼房。“光光。”城市渐渐没入远方，他轻声呢喃。我跟他一起凝望着窗外。没过多久，夜色便笼罩了一切，再也辨认不出天与地的交际线。 “好好休息一晚上。”斯卡查德夫人从列车前方高声说道，“明天早上，你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给人留下良好印象是至关重要的。人家要是看到你们昏昏欲睡，说不定会觉得你们犯懒呢。” “如果没人要我，那怎么办啊？”一个男孩问，整节车厢似乎顿时屏住了呼吸。这正是悬在所有人心头的问题，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说得准自己是否想知道答案。 斯卡查德夫人低头打量柯伦先生，仿佛一直在等这一刻。“如果在第一站没有被挑中，你还会有几次机会。我想不出哪个孩子……”她咽下了那句话，噘起了嘴，“很少会有孩子跟我们一起回纽约。” “不好意思，夫人，”靠近列车前排的一个女孩说，“如果我不愿意跟挑中我的人走，那又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揍我们怎么办？”一个男孩高声喊道。 “孩子们！”斯卡查德夫人扭头环视四周，小眼镜闪过一道光，“不许插嘴！”她似乎打算坐下来，压根儿不理睬这些问题，但转念间又改了主意，“我只能这么说：人皆各有所好，各有秉性。有些家长要找个身强力壮的男孩，好让他去农场干活。我们都知道，努力干活是为了孩子们好。你们这些男孩，要是被虔诚的农家挑中，那算你们走运。另外有人想要小宝宝。有时候，人们觉得自己想要的是某一样，但后来却改了主意。我们竭诚希望大家在第一站就找到合适的家，不过有时事情并不总是这么顺心。因此，除了要上得了台面，要有礼貌，你们还一定要坚信：如果前方是一片迷雾，上帝会指引你前进。无论你的旅程是长是短，只要你笃信上帝，上帝就会佑护你。” 我扭头打量“德国仔”，他也回头望了望我。跟我们一样，斯卡查德夫人压根儿不知道大家是否会被好心人领走。我们正走向未知，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静静地坐在硬邦邦的车座上，听任自己被带去那里。 第二部分 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密尔沃基17列车，1929年 昨晚在火车上，我睡得很不安稳。卡迈恩一夜醒了好几次，气哼哼地很难哄。我千方百计安抚他，他还是时不时就哭，闹了好一阵，把坐在我们旁边的孩子吵得够呛。等到天边露出一圈圈黄色的曙光，他才终于进入梦乡，小脑袋搁在“德国仔”蜷起的腿上，双脚则搁在我的腿上。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只觉得整个人紧绷不安，仿佛能感觉到满腔热血流过心脏。 我一向把头发在脑后胡乱扎成一条马尾，但此刻我解开了那条旧丝带，让头发垂到肩上，用手指梳理着，又理顺面颊旁边的头发绾起来，能绾多紧绾多紧。 回过头，我发现“德国仔”正盯着我。 “你的头发很漂亮。”我眯起眼睛，在幽暗的车厢里打量他，想瞧瞧他是不是逗我，他却睡眼惺忪地迎上了我的眼神。 “几天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当初我说的是，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无论他的好意还是他的实话，我都不想理睬。 “真是本性难移，对吧？”他说。 我探头打量着，想瞧瞧斯卡查德夫人是否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但车厢前方并没有什么动静。 “我们许个约吧。”他说，“要找到对方。” “办不到吧？我们可能会被送去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 “他们会把我的名字改掉。” “说不定我的名字也会被改掉，但我们可以试试。” 这时卡迈恩翻了个身，把两条腿伸到他身下，又伸个懒腰，我们俩都挪挪坐姿迁就他。 “你相信宿命吗？”我问道。 “宿命是什么鬼东西？” “冥冥中一切早已注定。你只是……知道吧……按天命而活。” “一切早在上帝的计划之中。” 我点点头。 “我说不好。我不太喜欢目前的这个计划。” “我也是。” 我们都笑了。 “斯卡查德夫人说，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说，“抛开过去。” “我可以抛开过去，没问题。”他拾起掉到地上的毛毯，裹在卡迈恩身上，把他的小身子裹得严严实实，“但我不想忘记一切。” 我望见窗外有三道铁轨，银色中泛着褐色，与我们正飞驰而过的轨道并行。在比铁轨更远的地方，是片片犁过的土地，宽阔而又平坦。碧空万里，车厢里闻上去有股尿布、汗水和酸牛奶的味道。 车厢前方，斯卡查德夫人站起身，弯腰跟柯伦先生商量了一会儿，又再次挺直了腰。她戴着她的黑帽子。 “好了，孩子们。别睡了！”她说着环顾四周，拍了几下手。她的眼镜在晨光中闪闪发亮。 我听见周围有人小声咕哝，有人小声叹息，那些家伙走运地睡了一觉，正伸展着憋屈的手脚。 “梳洗打扮的时候到了，要让自己像个样。你们每个人的旅行箱里都有一套换洗衣服，你们也清楚，旅行箱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年纪大的孩子们，请帮帮小孩子。至于良好的第一印象是多么重要，再多说几次也不为过。脸要干干净净，头发要梳好，衬衫要掖好衣角。眼神明亮，面露微笑。不许乱动，不许摸自己的脸。还有，待会儿你们会说什么呢，丽贝卡？” 那句台词我们已经烂熟于心。“行行好，谢谢你。”丽贝卡说道，声音几不可闻。 “‘行行好，谢谢你’，还有什么？” “行行好，谢谢你，夫人。” “你们必须等到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再开口，那时候就要说‘行行好，谢谢你，夫人’。你们必须等，等着干什么呢，安德鲁？” “等到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再开口？”安德鲁说。 “没错。不许乱动，还不许什么，诺玛？” “不许摸自己的脸，夫人……夫人夫人。” 车厢里爆发出一阵窃笑。斯卡查德夫人瞪眼怒视着我们：“这倒逗得你们很开心，对吗？等到大人们一个个全都不要你们，我可不认为你们会觉得很有趣。‘我不想要一个没教养又邋遢的孩子’，结果你们就只好乖乖回火车上来，再去下一站。你觉得呢，柯伦先生？” 听到自己的名字，柯伦先生猛地抬起头：“你说得全对，斯卡查德夫人。” 火车车厢变得鸦雀无声。没被人家挑中——我们并不愿意想起这件事。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小女孩失声哭了起来，没过多久，我可以听到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呜咽声。在车厢前方，斯卡查德夫人拍了拍掌，撇了撇嘴，算是挤出了一丝笑容。“好了，好了，没必要哭哭啼啼。跟人生中几乎一切事情差不多，如果你有礼貌，表现上得了台面，那你很有可能会成功。明尼阿波利斯的好心人今天是带着一片挚诚来到会议厅的，诚心要从你们中间带个孩子回家，说不定还不止一个呢。所以请记住，姑娘们，扎好你们的丝带。小子们，把脸擦干净，头发梳好，衬衫扣子扣好。等到我们下火车，你们要直直地站成一排。除非人家跟你说话，你才能开口。总之，你要尽全力让某个大人挑中你。明白了吗？” 阳光如此耀眼，我不得不眯起眼睛。它是如此灼热，我不得不慢慢挪到靠中间的座位上，躲开刺眼的车窗，又把卡迈恩搂进怀里。列车驶过桥下，经过车站，光亮摇曳闪烁着，卡迈恩伸出手，在我的白色围裙上投下影子。 “你应该没问题。”“德国仔”低声说，“至少你不会被农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没问题。”我说，“再说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会有问题呢。” 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路站，1929年 随着一阵尖厉的刹车声和一股汹涌的蒸汽，列车驶进了车站。卡迈恩一声也不吭，凝神瞪着楼房、电线和窗外的人——毕竟，小家伙刚刚才从数百英里田野与树木中穿行而过。 我们站起身，开始收拾东西。“德国仔”取下我们的行李放在过道上。我可以看见斯卡查德夫人和柯伦先生在窗外的月台上跟两个穿西装、系领带、戴黑色软呢帽的男子讲话，身后还有几名警察。我们迈步走下火车时，柯伦先生跟他们握握手，接着对我们挥挥手。 我想跟“德国仔”说几句，可惜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我的手又湿又黏。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这样的前景真是让人心惊。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埃利斯岛的一间候诊室里。当时我们都筋疲力尽，妈妈有病在身，而且我们不知道自己前路如何，也不知道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但此时此刻，我看得明白：当时的我怎么会把有个家看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呢？当初我还认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家都不会分开。 一个警察吹响了警笛，高举起手臂。我们心里清楚，这是要我们排成一队。臂弯里的卡迈恩沉甸甸的，一股热乎乎的气息拂到我的脸上——早上喝了牛奶，他的呼吸有点酸、有点黏。“德国仔”则带着我们的行李。 “快点，孩子们，”斯卡查德夫人说，“排成两条直线。很好。”她的语气比平时温柔，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旁边还有其他成年人，还是因为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走这边。”她说。我们跟着她走上一段宽阔的石梯，脚下的硬底鞋“咔嗒咔嗒”地敲着台阶，好似阵阵鼓声。走到楼梯顶端以后，我们又走下一条亮着盏盏煤气灯的过道，进了火车站的主候车室。这个候车室不如芝加哥那间富丽堂皇，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它又大又亮，每扇窗上都镶着好几块玻璃。在我们前方，斯卡查德夫人的黑色长袍在身后翩翩招展，仿佛一片船帆。 周围的人们纷纷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很好奇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来意。紧接着，我一眼看见一张贴在柱子上的大幅海报，白色的纸张上用黑色印刷体写着：征人收养孤儿 一批无家可归的孩子将于10月18日（星期五）从东部抵达密尔沃基路站 上午十点开始遣派 本批儿童年龄不一，性别不一 在世上无依无靠…… “我没说错吧？”“德国仔”顺着我的目光望去，嘴里说道，“也就落个猪食。” “你居然识字？”我吃惊地问，他咧嘴一笑。 我不由自主地向前迈脚，仿佛被人操纵的木偶，走了一步又一步。车站的种种嘈杂在耳边化成了一片轰鸣。我们经过一个小摊，一股甜香味飘了过来——难道是蜜饯苹果？我的脖子上湿答答的，感觉汗水正顺着后背淌下来，怀中的卡迈恩重得不得了。真怪呀。我想，我到了父母从未到过也永远不会亲眼见到的地方。真怪呀，我在这儿，他们却已经不在了。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克拉达项链。 此时此刻，那些年纪大些的男孩也似乎不再那么硬气了。他们的假面有所松动，我明显从他们脸上看出了惧意。有几个孩子在抽噎，但大多数孩子都遵照吩咐，绷住了一声不吭。 在我们前方，斯卡查德夫人站在一扇宽阔的橡木门旁边，紧握着双手。我们走到她身旁，围成半圆形，年长的女孩抱着宝宝，年幼的孩子一个个牵着手，少年们则把手揣在口袋里。 斯卡查德夫人低下头：“圣母马利亚，求你对这些孩子施以仁慈，指引他们的世间之路，佑护他们的世间之路。我们是你谦卑的仆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阿门。”几个虔诚的孩子赶紧接嘴，我们其他人也一一附和。 斯卡查德夫人摘下眼镜：“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从这一站开始，如果神灵保佑，你们会被送去需要你们并且想要你们的人家。”她清清嗓子，“记住，不是每个人都会马上有个着落。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这一站没有找到人家，你们将与柯伦先生和我登上火车，我们会前往下一站，距离此地大约一小时路程。如果你们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人家，你们将跟随我们去下一个城镇。” 周围的孩子好似受惊的羊一样躁动起来。我的胸中空空荡荡，胃里发紧。 斯卡查德夫人点点头：“好，柯伦先生，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斯卡查德夫人。”他把肩膀靠在那扇大门上，推开了门。 我们在一间大屋深处，屋子铺着木板，没有窗户，里面熙熙攘攘挤满了到处转悠的人和一排排空椅子。斯卡查德夫人领着我们沿中央过道向屋子前方一个低矮的台子走去，人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接着响起了窃窃私语。过道里的人纷纷闪到一旁，给我们让出一条路。 也许，这里会有人家愿意要我呢。我想。也许我会过上从来不敢奢望的日子，住进亮堂堂、暖融融的房子，有很多很多东西可吃：刚出炉的蛋糕、奶茶、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的糖果。但迈过台阶走上台时，我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 我们按个头高矮排成一排，其中一些孩子还抱着婴儿。“德国仔”比我大三岁，但跟同龄人比起来，我算是高个，因此我们俩之间只隔了一个男孩。 柯伦先生清清嗓子，开始发言。我望着他，注意到他那涨得通红的脸颊，躲闪的眼神，浓浓的眉毛，垂头丧气耷拉着的棕色小胡子，还有马甲下鼓出的啤酒肚，活像个藏不住的气球。“只要做些文书活，简单得很。”他告诉明尼苏达州的好心人们，“这台上的某个孩子就归你了。他们个个结实健康，干农活也行，干家务也行。你有机会把某个孩子从饥寒交迫、一贫如洗中解救出来。如果说你们还把他们从罪恶和堕落中解救了出来，那也算不上夸大其词，我相信斯卡查德夫人会同意这种说法。” 斯卡查德夫人点点头。 “因此，你们有机会行善，还能有所回报。”他继续说，“你们得给孩子提供衣食，教他学好，直到十八岁。当然，也得教他信教。我们诚挚地希望，你们不仅会喜爱领走的孩子，而且会将他视如己出。” “挑中的孩子就可以领走，无须付费，”他补了一句，“试用期90天。届时如果您愿意，可以将孩子送回来。” 这时我旁边的女孩低哼了一声，仿佛小狗发出哀鸣，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又冷又湿，活像蛤蟆背。“别担心，我们会没事的……”我开口说道，但她递过来的眼神是如此绝望，我不禁把话咽了回去。我们望着人们排成队，迈上高台的阶梯，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农展会上的一头牛。还在金瓦拉的时候，祖父曾经带我去过这种展会。 此刻我的面前站着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身材苗条，肤色苍白。还有个看上去颇为诚挚的男子，喉结不停上下，戴着一顶呢帽。女子走上前来，说道：“可以吗？” “你说什么？”我一头雾水地问。 她伸出双臂。哦，她想要卡迈恩。 卡迈恩望望那女子，接着把脸藏在我的颈窝里。 “他很怕生。”我告诉她。 “嗨，小宝宝。”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卡迈恩不肯抬起头。我轻轻晃了晃他。 女子转身对男人轻声说道：“眼睛应该能治好，你不觉得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想是的吧。” 另一对男女也在打量我们。那女人体格魁伟，眉头紧锁，围裙脏兮兮的；男人的缕缕发丝横搭在凹凸不平的脑壳上。 “那个怎么样？”男人指着我，说道。 “不太喜欢她那副模样。”那女人扮了个怪相。 “她还不喜欢你那副模样呢。”这时“德国仔”开口说道，我们全都惊讶地朝他扭过了头。站在“德国仔”与我中间的男孩往后缩了缩。 “你刚刚说什么？”男人走过来，站在“德国仔”面前。 “您妻子犯不着说那种话。”“德国仔”低声道，但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别管闲事。”那人边说边用食指抬起“德国仔”的下巴，“见鬼了，你们这些无父无母的家伙，我太太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伴着一阵“沙沙”声和一角黑色斗篷，斯卡查德夫人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仿佛钻过草丛的蛇。“有什么问题吗？”她那压低的声音颇为慑人。 “这小子跟我丈夫顶嘴。”那位太太说道。 斯卡查德夫人瞥瞥“德国仔”，又望望那对夫妇。“汉斯……性子很烈，”她说，“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您的姓名……” “巴尼·麦卡勒姆。这是我的妻子，伊娃。” 斯卡查德夫人点点头：“汉斯，你有什么话要跟麦卡勒姆先生说吗？” “德国仔”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想我们全都知道。“我道歉。”他头也不抬地咕哝道。 与此同时，我面前那位苗条的金发女子一直在用手指轻抚卡迈恩的胳膊。小家伙还依偎在我怀里，正透过睫毛端详她。“你很乖，对吧？”她轻轻戳戳宝宝柔软的身子，他犹豫着对她笑了笑。 女子望望她的丈夫：“我觉得就是他了。” 我能感觉斯卡查德夫人的目光落在了我们身上。“和气的夫人，”我低声对卡迈恩耳语，“她想当你的妈妈。” “妈妈。”他说，暖暖的呼吸扑上了我的脸。小家伙的眼睛又圆又亮。 “他的名字叫卡迈恩。”我伸手从脖子上掰开小家伙的胳膊，紧紧地握在手中。 女人闻上去有股玫瑰香味，好似祖母家小巷里盛开的白花，身材骨架跟飞鸟一般精致。她把一只手搁上卡迈恩的背，他攀得我更紧了。“没事的。”我说道，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不。不。不嘛。”卡迈恩说。我想自己可能会晕过去。 “您想要个女孩帮着照顾他吗？”我脱口而出，“我会……”我思绪狂奔，拼命搜罗着自己的能耐，“补衣服，还会下厨。” 女子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哦，孩子，”她说，“我很抱歉。我们养不起两个，我们只是……我们是来找个宝宝的。我敢肯定，你会找到……”她的话没了下半截，“我们只是想要个宝宝，凑齐三口之家。” 我把泪水憋了回去。卡迈恩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开始呜咽起来。“你得去找你的新妈妈啦。”我告诉他，掰开他的手。 女人笨拙地接过卡迈恩，一下子搂进怀里。她还不习惯抱宝宝。我伸出手，把他的腿掖到她的胳膊下。“谢谢你照顾他。”她说。 斯卡查德夫人跟着他们三人走下台，向一张堆满表格的桌子走去。卡迈恩一头乌发的脑袋搁在女人的肩头。 一个接一个，周围的孩子陆续被挑走了。我旁边那个男孩跟的是个矮胖女人，女人还告诉他，她家也是时候该有个男人了。刚刚哀叫的女孩则跟着一对戴帽子的时髦夫妇离开了。“德国仔”跟我站在一起小声说话，一个男人却走了过来。他的皮肤晒得又黑又粗，活像旧皮鞋，身后还跟着个苦瓜脸的女人。男子在我们前面站了片刻，接着伸手捏了捏“德国仔”的胳膊。 “你在干什么？”“德国仔”惊讶地说。 “张开你的嘴。” 我看得出来，“德国仔”想要挥拳给这家伙点厉害尝尝，但柯伦先生正紧盯着我们，“德国仔”不敢轻举妄动。男人把看上去脏兮兮的手指伸进他嘴里，“德国仔”猛地扭开了头。 “捆过干草吗？”那人问。 “德国仔”瞪着前方。 “你听到了吗？” “没有。” “你没听到？” “德国仔”望着他：“从来没有捆过干草，连那是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 “你觉得呢？”男人对女子说，“这小子挺刺儿头，不过我们倒用得上这么高大的小子。” “我估摸他会听话的。”她向“德国仔”迈开脚步，说道，“我们连马都驯得服，小子没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让他上车吧，”那人说，“还得开车回家呢。” “安排妥当了？”柯伦先生不安地笑着，向我们走来。 “没错。就这小子了。” “好，没问题！如果您随我来一趟的话，我们可以把文件签了。” 一切果然不出“德国仔”所料。粗俗的乡下人家，要找人手干农活。他们甚至没有把他领下台。 “也许没那么糟糕。”我低声说。 “要是他敢打我……” “你可以到别家去。” “我就是个苦力。”他说，“干活儿的料。” “他们必须送你去上学。” 他笑了：“如果他们不照办的话，那又怎么样？” “你得想办法让他们送你去。然后，再过几年……” “我会来找你。”他说。 我不得不竭力不哭出声来：“没人要我，我必须回火车上去。” “嘿，小子！别磨蹭了。”那人边喊边大声拍手，拍得那么响，大家纷纷扭头观望。 “德国仔”迈步穿过台子，走下台阶。柯伦先生握了握男人的手，又拍拍他的肩。斯卡查德夫人护送那对夫妇出了门，“德国仔”则尾随其后。走到门口时，他转过身，目光迎上我的眼神，接着不见了踪影。 真是难以置信，但现在还不到中午。从我们的火车驶进车站，已经过去两小时了。兜来转去的成年人大约还有十个，车上的孩子则只剩下了六个：我，几个看上去一脸病容的少年，再加相貌平平的小孩子——营养不良啦，眼大无神啦，总爱皱眉啦。不难看出我们为什么没被挑中。 斯卡查德夫人迈上了高台。“好吧，孩子们，继续上路吧。”她说，“究竟一个孩子怎么样才适合一户人家，这实在说不清。但老实说，要是一户人家不是全心全意欢迎你们，对你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好去处。所以……尽管目前的成果似乎并不理想，但我敢说，其实这样最好。如果再试几次，局势明显……”说到这里，她有些踌躇，“眼下我们还是操心下一个目的地吧，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的好心人正等着呢。” 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年 抵达奥尔本斯时，正午刚过。火车驶进车站，我一眼就能看出，奥尔本斯只能勉强算个小城。市长正站在露天站台上，我们一下火车就乱糟糟地排成队，被领到离火车站一个街区的格兰其分会大厅18里。仿佛在骄阳下炙烤了太长时间，清晨的万里碧空已经褪去，气温降了下来。我不再紧张，也不再担心了。我只想快点了结。 这一站来的人更少，大约有五十个，但把这座小砖楼挤得满满当当。这里没有高台，因此我们走到屋子前方，转身面对着人群。柯伦先生讲了一番话，倒是不如在明尼阿波利斯讲的那番话天花乱坠，接着人们开始往前挪。他们普遍显得穷些、和气些；女人们穿着乡村礼服，男人们看上去则对身上的节日盛装感觉颇不自在。 因为压根儿不抱指望，被挑来挑去也不再那么难熬了。我一心认定自己会再次返回列车，在下一站下车，跟剩下的孩子一起示众，又再回到火车上。我们中间没被挑中的人很可能会回到纽约，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那也不是太糟。至少我知道日子会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床，粗布床单，严厉的总管。但那里也会有跟我交好的女孩们，有一日三餐，还能上学。我可以回去过那种日子。我并不需要在这里找个人家。也许，如果没有着落，对我倒是最好的出路。 我正暗自琢磨，却发现有个女人在仔细端详我。她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棕色波浪发剪得贴着头，五官分明，相貌平平。她穿着带竖褶的白色高领上衣，暗色佩斯利涡旋花纹围巾，搭配着朴素的灰裙，脚上穿着笨重的黑鞋，戴着一条金链，上面挂着椭圆形盒式吊坠。站在她身后的男子长得敦敦实实、脸色红润，一头乱蓬蓬的褐发，圆鼓鼓的肚皮几乎要把马甲纽扣挣开。 女人向我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妮芙。” “伊芙？” “不，妮芙，是个爱尔兰名字。”我说。 “怎么拼？” “N-I-A-M-H。” 她回头望望那个男人，男人咧嘴一笑。“刚下船吧，”他说，“对吧，小姑娘？” “嗯，不算……”我开口说道，但男人打断了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戈尔韦郡。” “嗯，没错。”他点点头，我的心猛跳起来。他竟然知道！ “我家里人是从科克郡19来的。很久以前来的啦，在饥荒期间。” 这两人真是怪异的一对：她谨慎而冷淡，他却蹦来蹦去，劲头十足地哼着小曲。 “这个名字得改改。”她对丈夫说。 “如你所愿，亲爱的。” 她歪歪头看着我：“多大了？” “九岁，夫人。” “你会缝补吗？” 我点点头。 “会十字针法吗？会镶边吗？会手工倒缝针法吗？” “缝得相当好。”我的针线活儿是在我们那间位于伊丽莎白街的公寓里学会的。妈妈有时会接些织补的活儿，偶尔还要用一匹布做出礼服，我就要给妈妈帮忙。妈妈的活儿大部分是从楼下的罗森布鲁姆姐妹那儿接来的。她们做了精细活儿，很乐意把那些乏味些的活儿交给我妈妈。我站在妈妈身旁，妈妈用粉笔在条纹布和印花布上沿着纸样描好，而我学会了用链式缝法让衣裳渐渐成型。 “谁教你的？” “我妈妈。” “现在她在哪里？” “去世了。” “你的父亲呢？” “我是个孤儿。”这句话余音不绝。 女子向男人点点头，男人把手搁上她的后背，领她走到房间的一侧。他们谈着话，我端详着。他摇摇那颗乱蓬蓬的头，揉揉肚子。她伸出一只又扁又平的手碰碰衬衫的上身，又指指我。他俯下身，双手叉在腰带上，贴在她耳边低语；她上下打量着我。他们走了回来。 “我是伯恩太太。”她说，“我丈夫是个女服商人，我们雇了几个本地女人给客人做定制服装，现在要找个擅长针线活儿的姑娘。” 这话真是大出所料，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实话吧，我们没有任何子女，也对当养父母不感兴趣。但如果你为人恭敬，干活儿勤快，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点点头。 女人展颜笑了，破天荒第一次，她几乎显得有几分和气。“好。”她握了握我的手，“那我们就签文件了。” 这时一直在旁转悠的柯伦先生翩然而至，我们被带到桌子旁边，签署了所需表格和日期。 “我想你会发现，以她的年纪来说，妮芙很懂事。”斯卡查德夫人告诉那对夫妇，“如果能在一个家教严格、虔诚的家庭长大，她大可以成为一个丰衣足食的人。”她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道，“算你走运，居然找到了一户人家。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协会失望，我可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别的机会。” 伯恩先生把我的棕色手提箱扛到肩上。我跟着他和伯恩太太走出格兰其分会大厅，穿过安静的街巷，绕过拐角来到他们的黑色A型车旁。汽车停在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前面，店铺招牌上是手写的售货广告：油渍挪威沙丁鱼15美分，牛腿肉每磅36美分。清风沙沙拂过道路两旁稀疏、高高的树木。伯恩先生把我的手提箱平放进汽车后备厢里，又为我拉开了后车门。汽车的内饰是黑色的，真皮座椅凉凉滑滑。坐在后座上，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小。伯恩夫妇坐到汽车前座上，根本没有回过头。 伯恩先生伸手拍拍妻子的肩膀，她对他微微一笑。伴着响亮的隆隆声，汽车启动了，我们就此出发。伯恩夫妇在前座上聊得火热，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几分钟后，伯恩先生把车驶进了一栋房屋的车道。这栋米色水泥墙房屋并不起眼，配着棕色镶边。汽车刚熄火，伯恩太太便回头望着我，说道：“名字我们已经定好了，叫多萝西。”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伯恩先生问。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雷蒙德，她怎么想有什么要紧？”伯恩太太打开车门，恶声恶气地说，“我们定了叫‘多萝西’，她就得叫‘多萝西’。” 我寻思着那个名字：多萝西。好吧，那我就是“多萝西”了。 屋子的水泥墙裂了口，油漆纷纷剥落，但窗户整洁明亮，修剪过的草坪齐齐整整，台阶两旁各有一盆带圆罩的铁锈色菊花。 “你的差事之一就是每天打扫前廊、台阶和走道，风雨无阻，直到下雪。”我跟着伯恩太太走到前门，她说，“在走廊左边那个壁橱里，你可以找到簸箕和扫帚。”她转身面对我，我差点一头撞上她，“你在专心听吗？我可不喜欢把话讲两次。” “是的，伯恩太太。” “叫我夫人，夫人足矣。” “是的，夫人。” 小小的门厅昏暗而阴森，每扇窗上都挂着白色蕾丝窗帘，从窗帘投下的阴影落到地板上，织出各色花边图形。就在屋子左侧，透过微微打开的门缝，我瞥见了红色植绒壁纸、红木桌子和餐椅。伯恩太太摁下墙上的按钮，灯光顷刻从头顶洒了下来。伯恩先生从后备厢里取来了我的箱子，穿过前门进了屋。“准备好了？”伯恩太太说道。她打开屋子右侧的那扇门，出乎我的意料，眼前竟是一间挤满人的屋子。 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1930年 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我们觉得她应该起个美国名字。”伯恩太太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笑，“当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补上一句。 “姓氏没有改。” “当然没有。” “没打算收养她？” “天哪，当然没有。” 他的目光越过眼镜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张纸上。壁炉上方的时钟大声地嘀嘀嗒嗒。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多萝西，我是索伦森先生，是儿童援助协会在本地的代理人，负责安置‘孤儿列车’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通常来说，安置都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都满意。但很遗憾的是……”他摘下眼镜放进前胸口袋，“有时候也会有些不顺。”他望着伯恩太太，我发现她的米色丝袜有一处抽丝，眼影也花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安置。”索伦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对夫妇……嗯，其实是赫明福德镇外的一家农场里……想要一个你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那对夫妇的名字叫威尔玛·格罗特和杰拉德·格罗特。” 我扭头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视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尽管她从未对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抛弃我，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不要我了？” 索伦森先生的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徘徊：“情况很复杂。” 就在我们说话时，伯恩太太飘然走到窗边，拉开蕾丝窗帘远眺大街，远眺着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听说了，目前日子不好过。”索伦森先生接着说，“不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处境都很艰难。而且……嗯，他们的生意也受了影响。” 正在这时，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帘转过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给冰箱上锁！再多也不够她吃！”她伸手掩住面孔，一溜烟奔过我们身旁，穿过走廊，跑上楼梯，砰地狠狠甩上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范妮说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说这种话。这姑娘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送她去上学。” 索伦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听说格罗特夫妇是好心的庄稼人。” “四个孩子？”我说，“他们干吗还想要一个？” “据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对，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因此都是些传闻，知道吧。但我听说格罗特夫人又怀孕了，她想找个人帮着带孩子。” 我斟酌着，想起了卡迈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双胞胎兄弟——他们坐在伊丽莎白街那张摇摇欲坠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苹果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农舍，屋后有红色的谷仓，有着篱笆栏，鸡舍里养着一群鸡。还有什么比上锁的冰箱和走廊里的垫子更糟的呢？“他们什么时候要我过去？” “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索伦森先生给我几分钟收拾行李，然后出门去找他的汽车。我从走廊的壁橱深处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范妮站在缝纫室门口，望着我收拾行李。我叠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还没有完工的蓝色条纹布料的那条，又带上从儿童援助协会带来的衣服，连同两件新毛衣、灯芯绒裙子，还有范妮送我的两双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难看的芥末色大衣，范妮却劝我把它收起来。镇外那些农场比镇子里还冷呢，她说。 收拾完以后，我们回到缝纫室，范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两色线轴各一个、一个针垫、一些别针，还有一小包玻璃纸包好的缝衣针。她又为我那条没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纽扣，然后把所有东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这些都给我，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我问她。 “哼，我压根儿不在乎。” 我没有跟伯恩夫妇道别：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儿，伯恩太太则连楼都没有下。但范妮给了我一个久久的拥抱，用冰凉娇小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你是个好姑娘，妮芙。”她说，“任何人说你坏话都别理。” 索伦森先生的车是辆深绿色的克莱斯勒卡车，停在车道上那辆A型车后。他帮我拉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座。车里有股香烟和苹果味。索伦森先生把车倒出车道，向左驶去，驶向了镇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方向。汽车穿过榆树街，在尽头处右转驶上一条安静的街道，街上的房屋离人行道颇有一段距离。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条又长又平的马路，马路两侧是片片农田。 我望着车窗外单调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挤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卡车呼啸而过。马儿吃着青草，远处几辆农用机器看上去像是没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际线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浑水，黑色的鸟儿流星般划破天际。 一路上，我几乎有点同情索伦森先生了。我能感觉到他心情沉重。当初接下儿童援助协会代理人职位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形。他不停问我车里温度合不合适，我坐得舒不舒服。当听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几乎一无所知时，他马上一股脑儿向我介绍起来：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为一个州，现在则是美国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于一个达科他印第安语“天色之水”31；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各种各样的鱼类，比如碧古鱼、鲇鱼、大口黑鲈、虹鳟鱼、鲈鱼和梭鱼。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你知道吗？再说，这些农田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口粮，他边说边指着窗外。你看，那就是粮食，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打谷机经过一个个农场，乡邻们聚在一起把粮食捆成垛。那边还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远处的矮房屋了吗？那是火鸡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火鸡产量最高的地方，没有明尼苏达州，上哪儿去过感恩节呢。要是说起打猎，那就更加说不完了。这儿有野鸡、鹌鹑、松鸡、白尾鹿，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个狩猎天堂。 我听着索伦森先生的话，边听边礼貌地点头，却难以集中心神。我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躲进内心深处。明知自己无人怜爱，无人关怀，永远是个局外人——这是种多么悲惨的童年。我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大约过了半小时，索伦森先生把车驶上一条窄窄的泥路，四溅的尘土扑上风挡玻璃和侧窗。我们又经过田野和光秃秃的白桦林，越过一座破旧不堪的廊桥，桥下是幽暗的小溪，水面还有片片浮冰。卡车驶上一条崎岖不平的泥路，两侧都是松树。索伦森先生手里拿着张卡片，看上去像是路线图。他减速停下车，张望着身后的小桥，又隔着灰蒙蒙的风挡玻璃远眺前方的树丛。“见鬼了，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小声抱怨着，脚踩着踏板，一点点地往前挪。 我指指窗外：那里有根棍子系了块褪色的红布，还有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看上去像条车道。 “一定是这里了。”他说。 卡车驶下车道，茂密的树杈从车身两侧剐过。开了大约五十码，前方出现了一栋小木屋（更确切地说，是间小棚子），没有漆过，塌陷的前廊里堆满了垃圾。屋子门口有块没长草的空地，一个幼童正在一条黑狗身上爬，黑狗的毛乱蓬蓬的。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用棍子捅泥土，他的头发短得厉害，瘦骨嶙峋地像个干瘪的小老头。天气这么冷，两个小孩却都光着脚。 索伦森先生把车停在这块小小的空地上，尽量离两个小孩远一些。他走出卡车，我也下了车。 “你好啊，孩子。”他说。 男孩瞪眼望着他，没有接话。 “你妈妈在家吗？” “你是谁？”男孩说。 索伦森先生笑了：“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你会添个新姐姐？” “没有。” “好吧，她应该在等我们，快去告诉她我们到了。” 男孩用木棍捅捅泥地：“她在睡觉，我才不去吵她呢。” “去叫她起来，说不定她忘了我们要来。” 男孩用棍子在泥地上画了个圈。 “告诉她，是儿童援助协会的索伦森先生来了。” 他摇摇头：“我可不想挨鞭子。” “她不会打你的，孩子！你妈妈知道我来一定会很开心。” 这小孩肯定是不会去了。索伦森先生搓搓手，示意我跟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上嘎吱作响的台阶，向门廊走去。我看得出，他挺担心屋里会是什么情形，我也一样。 他大声敲了敲门，谁知房门一推就开了，门把手所在的位置是个洞。他踏进了一片黑暗中，带着我往前走。 起居室里空荡荡的，闻上去像个洞穴。地上铺着粗木板，有些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板下的地面。屋里有三扇脏兮兮的窗户，其中一扇的右上角裂了个参差不齐的大洞，另一扇上布满了裂纹。两把布面椅积满灰尘，填料从裂开的缝隙中冒了出来，布面椅与一张磨破的金色沙发中间摆着一个木箱。最左边是条漆黑的走廊，正前方敞开的门后则是一间厨房。 “格罗特太太？有人吗？”索伦森先生抬起头，却没有人答话，“我可不会去卧室找她，绝对不会。”索伦森先生嘟囔道，“格罗特太太？”他又提高声音喊了一句。 随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大厅里出现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身穿脏兮兮的粉色裙子。 “嘿，你好啊，小姑娘！”索伦森先生蹲下说道，“你妈妈在吗？” “我们在睡觉觉。” “你哥哥告诉我了。她还在睡吗？” 这时走廊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嗓音，把索伦森先生和我吓了一跳：“你们想干吗？” 索伦森先生慢吞吞地站起身。黑暗中走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有着棕色长发，双眼浮肿，嘴唇干裂，身上的睡衣非常薄，我能透过睡衣看见黑色的乳晕。 小丫头像只猫咪般悄悄溜了过去，抱住女人的腿。 “我是儿童援助协会的切斯特·索伦森，您一定是格罗特夫人吧。很抱歉打扰您，但他们告诉我，您知道我要过来。您是想要个女孩，对吧？” 那女人揉揉眼睛：“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星期五，四月四号，女士。” 她咳嗽一声，又弯下腰，掩住嘴咳起来。 “您要坐下吗？”索伦森先生走过去，搀着她的手肘，扶她坐上椅子，“嗯，格罗特先生在家吗？” 那女人摇摇头。 “他快回来了吗？” 她耸耸肩膀。 “那他几点钟下班？”索伦森先生追问道。 “他不上班，饲料店的工作上个星期就不干了。”她环顾四周，仿佛在找什么。她说：“过来，梅布尔。”小女孩悄无声息地溜过去，眼睛一直盯在我们身上。“去看看小杰拉德是不是还好。哈罗德又去哪里了？”女人说。 “是门口那个男孩吗？”索伦森先生问道。 “他在照看宝宝吗？我叫他看着的。” “他们两个都在外面。”他说。尽管他的语气不露声色，但我能听出索伦森先生并不赞同。 格罗特夫人咬着嘴唇。她还没有跟我搭过话，甚至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我只是太累了。”她似乎在自言自语。 “是的，我想一定是这样，女士。”索伦森先生明显急着离开，“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您想要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她叫多萝西，资料上写明了她有照看小孩的经验，应该能帮上您的忙。” 她心烦意乱地点点头。“他们睡觉的时候我才能睡，”她喃喃说道，“只有这种时候，我才能休息一会儿。” “必定如此。” 格罗特夫人伸出双手掩住面孔，接着把乱糟糟的长发拨到耳后，朝我扬起下颌：“这就是那个女孩？” “是的，夫人。她名叫多萝西，即将成为您家的一分子，由您照顾，同时也会给您帮忙。”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眼神却一片空洞：“多大年纪？” “九岁。” “我的孩子够多了，我需要一个帮手。” “这也是其中一方面。”索伦森先生说，“您为多萝西提供食宿，确保她能上学，而她负责做家务琐事作为回报。”他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和一张纸，戴上眼镜，歪歪头望着纸条，“四英里外有所学校，离这儿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有条驿道，她可以在那儿搭车去上学。”他摘下眼镜，“按规定，多萝西必须上学。格罗特夫人，您同意遵守吗？” 她叠起了双臂。有那么一会儿，看上去她似乎要开口拒绝。也许，我终于不用待在这里了！ 这时吱呀一声，前门开了。我们转过身，望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瘦高个男人。他穿着格纹衬衣，挽起了衣袖，配着脏兮兮的工装裤。“小姑娘会去上学的。不管她想不想去，我保证。” 索伦森先生大步流星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您一定是杰拉德·格罗特。我是切斯特·索伦森，这是多萝西。” “很高兴见到你。”格罗特先生握紧索伦森先生的手，遥遥地冲我点点头，“她会没事的。” “那太好了。”索伦森先生显然如释重负，“那我们把手续办一下。” 有些文件需要签署，不过不多。几分钟后，索伦森先生就把我的行李从车里取出来，然后开车离开了。我透过裂了缝的前窗玻璃远眺着他的背影，小宝宝内蒂在我背上呜咽不停。 第三部分 一条离家又归家的路，永远没有尽头。从卵石遍地的爱尔兰海边小村来到纽约的一间公寓，再登上一辆满载孩子的列车（这趟列车经过片片田野，全速驶向西部），最后在明尼苏达州度过了一生。而此时此刻，距离当初已近百年，她与她的项链来到了缅因州一栋老房子的门廊上。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尼尔森家是一栋两层高的殖民地风格楼房，漆成了黄色，配着黑色百叶窗，一条长石板甬道通往前门。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离镇中心有几个街区。室内布局是一个圈，右侧那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深处的厨房，厨房则通到餐室，餐室再连回门厅。 我在楼上有间属于自己的大屋，漆成了粉色，还有一扇可以俯瞰街巷的窗户。我甚至有一间专用浴室，里面有个大大的陶瓷盥洗盆，粉色瓷砖，以及明丽宜人、粉色镶边的白窗帘。 我做梦也不敢奢望的一切，在尼尔森先生和尼尔森太太眼里却理所当然：所有房间都配备着带有黑漆云纹的钢制通气孔。即使没有人在家，热水器也会开着；这样一来，到尼尔森夫妇收工回家的时候，就不必等着烧热水了。一个名叫贝丝的女子会每星期来打扫房子一次，做清洁。冰箱里摆满牛奶、鸡蛋、奶酪和果汁，尼尔森太太还会留心我喜欢什么口味，然后多买一些备着——比如燕麦早餐啦、水果啦，即使是橘子和香蕉这种异国水果。我在药柜里找到了阿司匹林和店里买来的牙膏，在走廊壁橱里找到了干净的毛巾。尼尔森先生告诉我，他每隔一年就会换一辆新款车。 星期天早晨，我们会去教堂。路德会恩典堂跟我见过的所有宗教场所都不一样：那是一栋简单的尖顶白楼，配着哥特式拱窗、橡木长凳和一个备用圣坛。我感觉恩典堂里的仪式抚慰人心——赞美诗颇有效用，布道的牧师温文尔雅、姿态放松，着重宣扬礼仪和礼貌。尼尔森先生和其他教友对风琴手抱怨颇多，那家伙要么弹得飞快，害得我们咬不清词，要么弹得很慢，让曲子变得悲悲戚戚。他的脚似乎没办法从踏板上抬起来。但并没有人站出来抗议，教友们只是一边听曲一边互相挑挑眉毛，耸耸肩膀。 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我们个个只需善待对方，而我喜欢这种想法。我喜欢喝着咖啡，吃着杏仁饼的时光。我也喜欢被人当作尼尔森家的人，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尼尔森夫妇正直又和气。生平第一次，认同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甚至将我团团包围。 在尼尔森家度过的日子平静而有序。每星期六天，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尼尔森太太都会为丈夫做早餐（通常是煎鸡蛋和吐司）。尼尔森先生在早上六点离开家，为农夫们开店门。我收拾收拾去上学，七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花十分钟步行到校舍——那是一栋砖楼，共有六十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五年级老师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让全班（我们班上总共十二个学生）做自我介绍，再说出一两个爱好。 我还从来没有听过“爱好”这个词。但排在我前面的男孩提到了棍球，排在他前面的女孩提到了集邮，所以轮到我的时候，我说的是缝纫。 “真不错，多萝西！”布什科沃斯基小姐说，“你喜欢缝纫些什么？” “基本上是衣服。”我对全班说。 布什科沃斯基小姐露出鼓励的微笑：“给你的娃娃吗？” “不，是做女装。” “嗯，棒极了！”她的口吻太欢快了，我不禁从中悟出：也许，大多数十岁小孩是不做女装的。 于是，我开始改变自己。同学们知道我来自异乡，但随着时光流逝，再加上一番苦功，我已经没有半点口音了。我留心着同龄女孩的穿着、发型和话题，也努力抹去身上的异国味，广交朋友，融入大家。 三点钟放学后，我会径直去店里。尼尔森商店宽敞空旷，分成条条过道，商店后方有一家药店，前方有块糖果区，还有服装、书籍、杂志、洗发水、牛奶和农产品。我负责摆货架，帮忙盘点库存。如果店里忙不过来，我还会帮着收银。 站在柜台里，我看见了不少满怀渴望的孩子面孔：这些孩子悄悄溜进店里，在糖果区徘徊，仔细端详着条纹棒棒糖——对他们脸上那种挠心挠肺的馋劲，我太记忆犹新了。我问尼尔森先生，我可以时不时用自己的收入买块一分钱的棒棒糖给小朋友吗？他哈哈大笑：“听你的，多萝西。我不会从你工资里扣的。” 到了五点钟，尼尔森太太会离开商店回家准备晚餐，有时我跟她一起回家，有时则留在店里，帮尼尔森先生关门。他总在六点钟从店里离开。晚餐时分，我们聊聊天气、商店和我的家庭作业。尼尔森先生加入了商会，所以经常谈起如何在这种“不守规矩”的经济中（按他的说法）想办法把生意做好。夜晚时分，尼尔森先生坐在客厅的翻盖书桌旁，审查店里的账目；尼尔森太太准备次日的午餐，收拾厨房，处理家务；我则帮着洗碗、扫地。等到做完家务，我们会玩跳棋和红心牌戏，听收音机。尼尔森太太教我刺绣，她给沙发绣繁复精巧的抱枕，我就给凳子绣花卉图案的罩子。 我在店里接手的第一批差事还包括帮忙装饰店铺，以备圣诞节。尼尔森太太和我把装满玻璃球、亮珠子、缎带和陶瓷饰品的箱子从地下室储藏间搬上来。尼尔森先生派手下的两个送货员——亚当和托马斯开车到城郊砍了一棵树装饰橱窗，我们还花了一下午把点缀着红丝绒蝴蝶结的青枝放到商店大门上，然后装点圣诞树，用箔纸包起空盒子，再系上丝线和植绒丝带。 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尼尔森太太零零星星地将她的经历告诉了我。她是瑞典裔，但根本看不出来——她的族人是黑眼睛的吉卜赛人，从欧洲中部来到哥德堡。她的父母都已经过世，兄弟姐妹散布在各地。她和尼尔森先生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结婚时她二十五岁，他则刚过而立。他们以为自己生不了孩子，但大约十一年前，她怀孕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他们的女儿薇薇安来到了人世。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多萝西？”尼尔森太太问道。 “四月二十一日。” 她将银色丝带小心地从枝条间穿过，飞快地低下头，免得我看见她的面孔。她开口说：“你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她怎么了？”我奓着胆子问道。尼尔森太太从未提过自己的女儿，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问，我可能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尼尔森太太将丝带绑到一根枝条上，又弯腰拿起另一条丝带，把它的一头缠在同一根枝条上，与之前那条丝带相接，飞快地编了起来。 “六岁时，她发了一次烧。我们以为是感冒，于是让她上床，叫了医生。医生说，要让她休息，多喝水，总之是那些常见的建议。但她的病并没有起色。一晃到了半夜，她变得神志不清，真的发了狂，我们又打电话给医生，他检查了她的喉咙，发现了不祥之兆——一些斑点。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清楚。” “我们带她去了罗切斯特市33的圣玛丽医院，院方对她进行了隔离。当医院声称他们无能为力时，我们不相信，但那终究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摇摇头，仿佛要赶走那个念头。 对她来说，失去女儿是多么难熬啊，我寻思着，又想起了我的兄弟和梅茜。尼尔森太太和我的心中各自深藏着隐痛，我为我们两个人感到难过。 到了平安夜，在翻飞的小雪中，我们三个人步行来到教堂，点亮圣坛右侧那棵高达二十英尺的树上的蜡烛。路德教派一众金发的小孩、父母、祖父母打开歌集放声齐唱，牧师宣讲起了至为基本的教义——博爱与同情。“有人急需帮助，”他告诉教友们，“如果你能够施与，那就施与，体现出你们最好的一面吧。” 他提起了几户处境堪忧的人家：养猪的农户约翰·斯拉特瑞在脱粒时出了事故，丢了右臂，他家需要些罐头食品，为救农场脱离困境，还需要大家能腾出来的任何人手；八十七岁的阿贝尔太太瞎了眼睛，孤零零一个人，教友如果愿意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帮忙，教会将会非常欢迎……格罗特一家七口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父亲失业，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月前早产的婴儿全都体弱多病，母亲难以下床……“真惨呢。”尼尔森太太低语道，“我们想个法子帮帮他家吧。” 她不知道我跟格罗特一家的过节。他们只是另一户遥远的悲惨人家。 仪式过后，我们穿过安静的街道往回走。雪已经停了，夜晚晴朗而寒冷，煤气灯投下圈圈光晕。我们三人一步步走近尼尔森家，大宅遥遥映入我的眼中，仿若初识：门廊上亮着的灯，门上的长青环，黑色的铁栏杆，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5—1939年 我十五岁那年，尼尔森太太在我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包香烟。 当时我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出：我不知怎的惹她不开心了。她比平常更加安静，有种伤心欲怒的模样。我纳闷自己是否在做白日梦，于是搜肠刮肚地寻思着今天上学之前说错过什么话，办错过什么事，居然惹她难过。我连想也没想过那包烟——那是我的朋友朱迪·史密斯的男友在镇外的埃索加油站买给她的，她顺手递给了我。 尼尔森先生进了厨房，我们坐下吃晚餐，尼尔森太太把那包好彩烟从餐桌上向我推过来。“我在找我的绿手套，以为是你拿去用了，结果找到了这个。”她说。 我抬眼望着她，又望望尼尔森先生——他举起刀叉，正把猪排切成小块。 “我只抽了一支，尝一尝。”我说道，尽管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那包香烟已经所剩无几。 “你从哪儿弄来的？”尼尔森太太问。 我想告诉他们是朱迪的男朋友道格拉斯给的，但我明白把别人搅进这摊浑水只会更加糟糕。“这是……试试而已。我很不喜欢抽这东西，害我咳个不停。” 她对尼尔森先生挑挑眉毛，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想好怎么罚我了。养父母只能拿一件事罚我——每星期日下午，我都会跟朱迪一起去看电影，因此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只能待在家里，还要忍受他们俩不作声的责备。 从此以后，我认定：惹恼养父母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我不会像朱迪那样从自己的卧室窗户爬出去，沿着水管溜下楼。我会乖乖上学、在店里干活、帮忙准备晚餐、做好家庭作业、上床就寝。我会偶尔出门跟男生约会，通常是四人约会，或者成群结队。其中一个名叫罗尼·肯的男孩对我尤其钟情，还给了我一枚定情戒指。但我很担心自己的举动让养父母失望，因此见到任何出格的苗头都一概避开。有次约会后，罗尼想要吻我道别，他的嘴唇刚刚挨上我的唇，我就唰一下抽了身。没过多久，我就把戒指还给了他。 我一直隐隐有种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索伦森先生就会出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告诉我，尼尔森夫妇认定我花的钱太多，惹的事太多，要不就让人失望透顶，于是已经决定不要我了。在梦魇中，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火车上，正前往茫茫荒野，或者正身处干草堆，找不到出路，不然的话，我便正在大都市的街道上穿行，凝望着每扇窗口的万千灯火，望见屋里的户户人家，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我的家。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男人在柜台旁跟尼尔森太太闲聊。“我太太让我来店里买点东西，我们教会正在为某个乘孤儿列车来的小子凑一篮子东西呢。”他说，“还记得那些列车吗？以前会载着一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经过这里？我曾经去奥尔本斯的格兰其礼堂见过他们一次，可怜兮兮的小家伙。总之，这小子真是撞上了一连串霉运，先是被收养他的农夫打得够呛，后来收养他的老太太又去世了，那小子又落得个无依无靠。真丢人呢，居然把那些可怜的孩子送出去自生自灭，指望大家照顾，好像我们没有家累一样。” “嗯。”尼尔森太太不置可否地说。 我往前凑了凑，想知道他是否在说“德国仔”，但又转念一想，眼下“德国仔”已经十八岁了，足以自己谋生。 快满十六岁时，我环顾着店里，发现自从我来到这儿，它就几乎没有变过；但我们大可以想些办法让它变得更棒。法子还真不少。首先，跟尼尔森先生商议过后，我把杂志挪到了商店的前方，靠近收银台。洗发水、乳液和香脂原来摆在商店的后方，我把它们搬到了药房附近的货架上，这样一来，配药的人们也可以顺便买点膏药和软膏。女性用品区的存货少得让人发愁——这倒不奇怪，因为尼尔森先生对此一窍不通，尼尔森太太又不感兴趣（她偶尔会涂涂口红，但看上去总像是随便挑了一支，匆匆了事）。我还记得大家在墨菲太太家没完没了地聊长袜、吊袜带和化妆，于是提议店里扩充女士用品区，比如买个转盘式货架，摆上某家供应商的有缝丝袜和无缝丝袜，再在传单上打广告。养父母将信将疑，但第一个星期商店就卖光了所有存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尼尔森先生把订单翻了一倍。 我想起范妮曾经说过，就算手头不宽裕，女人们却仍然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说服尼尔森先生订了些廉价的小玩意儿、闪闪夺目的珠宝饰品、全棉平绒手套、塑料手镯、五颜六色的印花丝巾。学校里有几个女生经常吸引我的关注，她们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家境优越的父母会带她们去双城34买衣服。我留心着她们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听什么样的音乐，爱什么样的汽车，追什么样的电影明星。我把这些点点滴滴搬回店里，好似喜鹊搜罗碎片和树枝。如果其中有个女生换上了新颜色或新款的皮带，或者把一顶平顶圆帽歪着戴，那到当天下午，我就会查遍店里供应商的产品目录，找到类似的设计。我从目录里挑出跟这些女生相像的模特，一个个有着两弯纤纤细眉、玫瑰般的娇唇和柔软起伏的秀发，再给她们装扮最新的款式和颜色。我挑出那些女生喜爱的香水，比如伊丽莎白·雅顿的“青青芳草”。商店会把这些款跟那些最受欢迎的流行款一样屯上一批货，比如Jean Patou（香水品牌）的“喜悦”和娇兰的“午夜飞行”香水。 随着业务增长，我们把货架凑近了些，在过道尽头竖起了专门的展架，上面摆满乳液。隔壁名叫里奇氏的珠宝店关门歇业时，我说服尼尔森先生改装并扩建了我们的商铺。库存不再放在店后，转而放进了地下室，店面也被分成了不同部门。 我们的商店一直坚持低价，加上每星期打折和发放纸质优惠券，价格就更低廉了。商店设立了分期付款机制，好让人们分期购买昂贵商品，还设置了冷饮柜台，好让大家有个久待的地方。没过多久，商店的生意便蒸蒸日上。在一片萧条之中，我们商店的生意似乎是唯一一宗欣欣向荣的生意。 “你的眼睛是你身上最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吧？”念中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汤姆·普莱斯在数学课上告诉我，同时俯身越过我的课桌端详我的双眸，轮番凝望我两只眼睛，“有点棕，有点绿，还有点泛金色。我还从来没有在一双眼睛里见过这么多颜色。”他的目光害得我很不自在，但当天下午回家以后，我却凑近浴室的镜子，盯着自己的眼睛打量了好一会儿。 我的头发再也不是当初的黄铜色了。多年来，它变成了深赤褐色，恰似落叶的颜色。我剪了个时髦的发型（至少在我们镇上算时髦），正好齐到肩膀。等到开始使用化妆品，我还发现了一件事：迄今为止，我一直将自己的往昔看作一串毫无联系的转变，从爱尔兰的妮芙到美国的多萝西，再到转世的薇薇安。一重重身份被投射到我身上，刚开始颇不合体，就像一双你必须先硬塞进去的鞋，稍后才会合脚。但有了红色唇膏，我却可以打造出一副崭新的面具（也是暂时的面具）。下一次要变成谁，现在由我说了算了。 我跟汤姆一起参加了返校节舞会。他带着一串腕花来到我家门口——一朵饱满的白色康乃馨加两朵娇小的玫瑰。我的礼服裙则出自自己之手，是用粉色雪纺按金吉·罗杰斯在《欢乐时光》里穿的一条裙子缝制而成的，尼尔森太太还把她的珍珠项链和配套耳环借给了我。汤姆一直显得和蔼温厚，直到他从他爸爸那件有点嫌大的西装外套里摸出了一瓶威士忌，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他跟另一个毕业班学生在舞池里扭打起来，害得他自己和我都被赶出了舞会。 到了星期一，十二年级的英语老师弗莱太太在课后把我叫到了一旁。“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浑小子身上？”她责怪道。弗莱太太敦促我申请州外的大学，比如她的母校——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你的人生将会更加广阔。”她说，“薇薇安啊，你不希望如此吗？”虽然她的好意让我受宠若惊，我心里却清楚自己永远也不会走那么远。我不能离开养父母，他们已经非常依赖我了。再说，尽管身边是汤姆·普莱斯这种浑小子，对我来说，人生却已足够广阔了。 高中一毕业，我就开始管理商店。我发觉自己不仅适合这份工作，而且还挺中意（我在圣奥拉夫学院念会计和工商管理课程，但课程都安排在晚上）。我雇用人手（现在总共有九个人了），还负责很大一部分订货。晚上我则与尼尔森先生一起复核账目。我们共同管理员工、安抚顾客、扶植供应商。我一直设法谋求最优惠的价格、最吸引人的商品、最新鲜的货色。尼尔森公司是全县首家出售直立式电动吸尘器、搅拌机、冻干咖啡的商店。我们从未这么忙碌。 跟我同一个毕业班的姑娘们会到店里来，挥舞着一颗颗钻石，仿佛炫耀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团勋章，仿佛她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使命——我猜吧，她们也确实这么想。但在我眼中，那条路却只通向为某个男人洗衣服，做家事。我完全不想跟嫁人扯上半点关系，尼尔森太太也颇为赞同。“你还年轻，用不着着急。”她说。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39年 十九岁那年的九月下旬，两个刚结识的朋友——莉莲·巴特和艾米丽·瑞斯让我跟她们一起去明尼阿波利斯市看奥芬剧院正在上映的《绿野仙踪》。这部剧太长了，剧中有中场休息，于是我们打算留下来过夜。莉莲的未婚夫就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她几乎每周末都去那儿，住在一家专门接待女客的旅店里。她向我们保证，那家旅店安全且干净，开销也不高。她已经预订了三个单间房。我只跟养父母去过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都是当天来回，要么是专程去赴生日宴，要么是去购物，要么就去艺术博物馆待一下午，但从来没有跟朋友去过，也从来没有在那里过夜。 我说不好是不是想去。首先，我认识这些姑娘的时间还不长：她们都在圣奥拉夫跟我一起上晚间课程，两个人同住在大学附近的一间公寓里。当她们提起酒会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她们在讲什么。那种派对上只有酒喝吗？养父母举办的唯一一种派对是每年新年那天在自己家为供应商们举办的自助午餐会。 比起心眼多多、周到谨慎的艾米丽，神情亲切、一头金发的莉莲更讨人喜欢些。艾米丽有着调皮的微笑，厚厚的黑刘海，总开些我听不懂的玩笑。她们的黄段子、刺耳的笑声，以及跟我自来熟的劲头，都让我有点紧张。 其次，明后天将有一大批秋季时装到货，我可不希望回家发现货物放错了地方。尼尔森先生有关节炎，每天清晨他仍然很早就到店里，但通常两点左右就走，好去睡个午觉。尼尔森太太则在店里进进出出，她现在经常把时间消磨在桥牌俱乐部，不然就为教会当义工。 但她给我打气，让我跟莉莲、艾米丽一起去：“像你这个年纪的姑娘，就该时不时出出门嘛。人生可不止商店和学业，薇薇安。有时候，我担心你忘了呢。” 高中毕业时，尼尔森先生给我买了辆车，一辆白色别克敞篷车。我通常开车去店里，晚上则开车去圣奥拉夫上课。尼尔森先生说，把车开出去兜兜风倒挺不错。“我会付停车费。”他说。 于是我们开车出城，当天碧空如洗，缀满了棉花糖般的云朵。车才开出了十英里，明眼人就能看出来：艾米丽和莉莲的小算盘根本不止她们嘴里提到的那些。没错，我们会去看《绿野仙踪》，但并不是去看晚上那场——晚场电影不过是个过夜的借口罢了。三点钟就有一场《绿野仙踪》，还能剩下大把时间回房，打扮打扮出门去。 “等一下。”我说，“什么意思，出门？” 坐在身旁副驾驶座上的莉莲捏了我的膝盖一把：“拜托，难道你觉得我们开车跑了大老远的路，只是为了去看一场傻乎乎的电影吗？” 正在后座上翻阅《银幕》杂志的艾米丽开口说：“还真是板着脸啊，薇薇，你得放松些。姑娘们，你们知道朱迪·加兰35是在大急流城出生的吗？她的原名叫弗朗西斯·埃塞尔·古姆，看来这名字星味不够啊。” 莉莲对我微微一笑：“你还从来没有去过夜总会，对吧？” 我没有答话，但还用说吗，她当然没说错。 她把后视镜扭到我看不到的一侧，开始涂口红：“我也这么猜。我们会好好找点乐子，换换口味。”她笑了，莹润的红唇映着雪白的贝齿，“从鸡尾酒开始吧。”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上，那家女子旅舍跟莉莲所说的模样分毫不差：大堂干干净净但没什么装饰，一个百无聊赖的接待员把钥匙递给我们，几乎连头也没有抬。带着行李站在电梯里，我们说好一刻钟以后碰头去看电影。“别迟到啊。”艾米丽提醒我，“爆米花可是非买不可的，没有一次不排队。” 我那小小的房间在四楼。把行李放进壁橱后，我坐在床上蹦了几下。床垫很薄，弹簧嘎吱作响，但我觉得一阵欣喜。跟养父母一起出门总有人管着，总是规规矩矩：一段安静的车程，一个已经定好的目的地，再加上夜色中开车回家的一段路，尼尔森先生腰板挺直坐在前座上，身旁的尼尔森太太则小心留意着公路中心线。 我下楼的时候，艾米丽正独自站在旅舍大堂里。我问起莉莲的下落，她朝我眨眨眼睛：“她感觉不太舒服，待会儿再跟我们会合。” 我们向五个街区开外的电影院走去，我却突然回过了神：莉莲恐怕从来就没有打算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绿野仙踪》真是光怪陆离。黑白色的农场摇身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幻境，它是如此绚烂而多姿，正如多萝西·盖尔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平凡而熟悉。当她回到堪萨斯（算是心想事成吧），世界却又再次变回了黑白色。“回家真好。”她说。在农场，她的人生将通向前方平坦无波的天际，那里出没的人们便是她这一生将遭遇的全部人物。 艾米丽与我离开影院时，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还一心沉浸在电影中，反而觉得现实生活不太真实。我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一脚迈出了屏幕，走上了街头。傍晚柔和的光线带着一抹粉色，空气跟洗澡水一样温柔。 艾米丽打个哈欠：“嗯，电影好长啊。” 我不想问，但不得不讲礼仪：“你觉得怎么样？” 她耸耸肩膀：“那些飞猴子让人心里发毛。不过除此之外，说不好，我觉得有点闷。” 我们一声不吭地走着，经过一扇扇黑漆漆的百货商店窗户。“你呢？”过了几分钟，她说，“你喜欢吗？” 我太迷这部电影了，生怕自己的回答会显得傻气。“喜欢。”我说道，却不知道该怎么把心中的千言万语说出口。 回到房间后，我换上了另一套衣服：雪纺裙，搭配的是带蝴蝶袖的花衬衣。我把头发往后梳，用手理好，喷上定型剂，又踮起脚，审视着床上方一面小镜子里的倒影。暮色之中，我看上去很蹩脚，显得一本正经，鼻梁上的每颗雀斑都看得清楚。我取出一只小拉链袋，把质地轻柔的润肤霜涂到脸上，然后上了粉底，淡淡涂些胭脂，扑上粉，用一支褐色眼线笔掠过上眼睑，梳理睫毛，涂上珊瑚红唇膏，吸去多余的唇膏，再涂一回，又把那个金色小瓶放进了手袋。我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还是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多了几分底气。 我下楼来到旅舍大堂，莉莲正跟一个男人牵着手。多亏莉莲放在手袋里的照片，我认出那是她的未婚夫理查德。他的个子比我想象中矮一些，还不如莉莲高，脸上满是痘印。莉莲身穿一条翠绿色无袖直筒连衣裙，长度刚好及膝（比赫明福德不管哪个姑娘的裙子都短三英寸），搭配着一双黑色中跟鞋。 理查德一把将她拉到身旁，悄声在她耳边私语，莉莲睁大了眼睛。她捂住嘴咯咯笑起来，接着望见了我。“薇薇！”她说着，赶紧从理查德身边退开，“瞧瞧你！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化妆的样子呢，收拾得很美嘛。” “彼此彼此。”我说——其实吧，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电影怎么样？” “很棒。你去哪里了？” 她瞥了一眼理查德。“我遭了埋伏。”他们两人又咯咯笑了起来。 “这么说也对。”他说。 “你一定是理查德没错吧？”我说。 “你怎么猜到的？”他拍拍我的肩膀，以示是在开玩笑，“准备好今晚去找乐子了吗，薇薇？” “嗯，反正我准备好了！”艾米丽的声音从我的头顶飘来，我闻见了茉莉与玫瑰香——这是“喜悦”香水的味道，我在尼尔森商店的香水柜台闻到过。我扭头跟她打招呼，却被吓了一跳：她身穿低胸白衬衣，紧身条纹短裙，搭配着颤巍巍的高跟鞋与殷红的指甲油。 “嗨，艾米丽。”理查德咧嘴一笑，“小伙子们见到你一定很开心。” 我突然在意起了身上一本正经的衬衣、中规中矩的短裙和鞋、拘谨的耳环。此时此刻，我的感觉恰恰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到了大都市的乡下姑娘。 理查德伸出胳膊搂住莉莲与艾米丽，在她们的腰间捏了一把，对着忸怩的姑娘们哈哈大笑。我瞥瞥前台接待，接待员跟我们登记入住时是同一个人。这家伙今天过得不怎么样，我觉得。他正唰唰地翻阅着报纸，只在周围爆发出刺耳的哄笑时才抬起头。我在这里就能望见报道的标题：“德国与苏联铁蹄踏过波兰。” “我口渴了，姑娘们，我们去找个酒吧好吗？”理查德说。 我的肚子一阵咕咕叫：“难道不要先吃晚餐吗？” “如果你非要先吃晚餐的话，薇薇小姐，不过酒吧里的坚果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你们呢？”他问另外两个姑娘。 “理查德，这是薇薇第一次进城，她还不习惯你那些声色犬马的招数呢。我们先吃点东西吧。”莉莲说，“再说，我们这些轻飘飘的小身板，空着肚子喝酒也许不太安全。” “不安全？怎么个不安全法？”他将莉莲拉到身旁，她轻笑几声推开他，以示心意。“好吧，好吧。”他依了她，“大饭店里有一家钢琴吧，里面有东西吃。我似乎记得那家店有相当不错的T骨牛排，我还知道，他家的马提尼很不赖。” 我们走上熙熙攘攘的大街。这是个完美的傍晚：天气暖洋洋的，大道两旁的树木枝繁叶茂，绽绿吐翠。花盆已经关不住丛丛繁花，鲜花稍嫌茂盛，过于无拘无束，正是盛夏最浓的一抹丽色。我们漫步而行，我不禁打起了精神。混迹在一大群陌生人中，我的心思不再放在自己身上（放在自己身上太乏味了），而是放到了身边的世界上。这一切跟我那规规矩矩的现实生活太不相同，简直跟一脚踏进了异国差不多。我的现实生活有一套套按部就班的惯例和步骤：白天待在店里，六点吃晚餐，再度过一个安静的晚上，要么学习，要么缝纫，不然就打桥牌。满嘴天花乱坠的理查德似乎已经懒得再管我，但我并不在乎。青春年华来到大都市的街头，真是棒极了。 我们来到大饭店那扇玻璃黄铜质地、沉重的大门口，一名身穿制服的门童将门拉开。理查德带着莉莉与小艾风度翩翩地迈进大门（这是他对她们两个人的昵称），对姑娘们又搂又抱，而我急匆匆地跟在他们身后。我向门童道了谢，他轻轻掀起帽子致意。“穿过大厅，酒吧就在左侧。”他显然很清楚我们并非酒店的住客。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如此堂皇的地方（也许，多年前的芝加哥火车站除外），没有张口结舌地盯着看已经算是尽全力了。我们的头顶有流光溢彩的吊灯，屋子正中央摆着一张光彩熠熠的红木桌，上面放着巨大的陶瓮，里面插满了富有异国情调的鲜花。 门厅里的人们同样引人注目。一位女士站在前台旁，头戴一顶带面罩的黑色平顶帽，面罩遮住了半张面孔。她带着好几只红色皮箱，先摘下一只长长的黑色缎面手套，又摘下另一只。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抱着一只毛茸茸的白狗，狗儿有双圆圆的黑眼睛。一个身穿晨礼服的男人正在前台打电话。一个戴单片眼镜、上了年纪的绅士独自坐在绿色的双人沙发上，打开一本褐色的小书凑到眼前读。这些人看上去有的无聊，有的开心，有的不耐烦，有的扬扬自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都挺阔气。此时此刻，我很开心自己没有穿些花里胡哨、招蜂引蝶的衣服——因为这种衣服似乎正害得人们对莉莉和小艾定睛注目，窃窃私语。 在我前方，他们三人漫步穿过大厅，又是尖叫又是大笑，理查德用一只胳膊搂着莉莉的肩膀，另一只则紧搂着小艾的纤腰。“嘿，薇薇。”莉莉回头高声喊道，仿佛突然记起了我在这里。“走这里！”理查德拉开通往酒吧的双扇门，向着空中一挥手，让窃笑私语个不停的小艾和莉莉进了门。他跟上前去，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了。 我走到绿色沙发前面，慢慢地停下了脚步。我才不急着进去当陪衬呢，免得没定性的理查德冷落我，拿我当个格格不入、没幽默感的老古板看待。也许，我不如到处逛逛，再回住处去好了。反正自从看完白天那场电影，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太真实。对我来说，今天已经够分量了，绝对比平常日子有分量得多。 我坐到沙发上，端详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门边是个身穿紫色缎子裙、长着一头如瀑棕发的女人，显得优雅而淡漠，她一边步履轻盈地走进大厅，一边向接待员挥挥戴着珠宝的手。她从我身边蹁跹而过，向接待处走去，我全神贯注地端详她，突然发觉面前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男子。 他有一双锐利的湛蓝色眼睛。“对不起，小姐。”他说。我寻思着，难道他会说我跟这里格格不入，或者问我是否要帮助吗。“我是不是认识你？”他说。 我审视着他那一头前长后短的金发——这跟我熟识的乡下小伙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乡下小伙个个活像被剪了毛的绵羊。他身穿灰色长裤，一尘不染的白衬衣，系着黑领带，拎着一只薄薄的公文包。他的手指颇为纤长。 “我不这么认为。” “你有某种气质……很眼熟。”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红晕。 “我……”我结结巴巴地说，“我真的不知道。” 一抹笑意浮上了他的唇，他说：“如果我说错了话，请别介意。不过你……你……你是在大约十年前从纽约坐一列火车到这里来的吗？” 怎么回事？我的心猛跳起来。他怎么知道？ “你是……妮芙？”他问道。 我于是恍然大悟：“哦，我的上帝啊……‘德国仔’，是你！”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1939年 我站起身，“德国仔”把公文包一扔，一把将我搂进怀中。我感觉到他那强健的双臂，有点含胸而又温暖的胸膛。他紧紧地搂住我——还从未有人搂我如此之紧。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堂里拥抱这么久，也许很有点不妥，人们都在瞪大眼睛盯着瞧。但生平第一次，我不在乎。 他把我从怀里放开，好端详我的面孔，摸摸我的脸颊，又再次把我拉到身旁。隔着他的条纹衬衣，我感觉到他的心跳得跟我一样快。 “在你脸红的一刹那，我就明白了，你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他轻抚着我的头发，仿佛轻抚皮草，“你的头发……颜色变深了些。你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在人群中找你，也不知道我曾经多少次以为见到了你的背影。” “你告诉过我，你会找到我的。”我说，“还记得吗？那是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很想……我试过了。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接着发生了许多事情……”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真的是你吗，妮芙？” “嗯，是的……但我不叫妮芙了，”我告诉他，“我叫薇薇安。”“说到这事，我也不叫‘德国仔’了，不叫‘汉斯’，我叫‘卢克’。” 我们都放声大笑起来，笑我们共同的经历是多么荒谬，也笑久别重逢是多么欣慰。我们紧攥着对方的手不放，好似两个从海难中生还的幸存者，惊讶着我们居然双双熬过了大劫。 一大堆问题涌上了喉头，我反而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德国仔”（现在是卢克了）说道：“这太疯狂了，但我不能久留，我有个演出。” “一个‘演出’？” “我在这家酒吧弹钢琴。这份差事还不坏，如果没人喝醉的话。” “刚才我正想进酒吧呢。”我告诉他，“我的朋友们在等我。我们说话这会儿，他们说不定已经喝得醉醺醺了。” 他拿起公文包。“真希望我们可以溜掉。”他说，“去个什么地方聊一聊。” 我也一样——但我不愿意让他为了我危及他的工作。“我会等你演出结束，然后我们再聊。” “等那么久，真是要我的命啊。” 我跟他一起进了酒吧，莉莉和小艾双双抬起头，脸上满是好奇。屋子里一片朦胧、烟雾蒙蒙，配备着带花朵图案的紫色长毛绒地毯和坐满了人的紫色皮质长椅。 “真有你的，姑娘！”理查德说，“你可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呢。” 我在他们那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按照服务生的建议点了一杯“金菲士”，全部心思都落到了“德国仔”的手指上——从这里，我可以望见他十指翻飞，灵巧地从琴键上拂过。他勾下头，闭着眼睛，用清亮的嗓音低声唱起来。他弹奏着人人皆知的歌曲——格伦·米勒、阿蒂·肖和格伦·格雷的音乐，比如《棕色小壶》和《天堂可以等》之类经过改编、改头换面的歌曲，又为坐在酒吧高脚凳上、头发斑白的男人们演奏一些流行的老歌。他不时从公文包里取出乐谱，但大多数时候似乎还是不看乐谱靠记忆弹奏。酒吧里有一小群上了年纪的女人，手握着皮夹，头发精心做过，也许是从郊区或外地远道来城里购物的。当他叮叮咚咚弹起《月光小夜曲》时，她们露出了笑意，叽叽喳喳地聊起来。 众人的闲谈一波波传进我的耳朵，可惜遇到我本该答话或者给笑话捧场的时候，就时不时地冷场——我压根儿没专心听。我怎么专心得起来？“德国仔”正借琴表意，而此时此刻，如在梦中，我听懂了他的心声。这一路走来，我一直如此孤独，活生生与过去一刀两断。无论我多么努力去试，却总觉得陌生而格格不入。可是现在，我竟碰巧找到了同气连枝的局外人，一个无须言语便与我心意相通的人。 众人喝得越多，点的歌就越多，“德国仔”的小费罐也越涨越高。理查德的头已经埋进了莉莉的颈窝，“小艾”几乎坐到了一个男人怀里——那男人头发花白，是从酒吧另一头逛过来的。“《飞越彩虹》，”36她高喊一声，“你知道那首歌吗？那部电影里的？” “德国仔”点点头，微微一笑，十指从琴键上拂过。从他弹曲的模样我看得出，以前一定有人点过这首歌。 当理查德大惊小怪地看表时，离他收班的时间只剩下半小时了。“见鬼，恕我言辞粗俗。”理查德说，“时间不早啦，明天我还要去教堂呢。” 大家哄堂大笑。 “我也准备上床睡觉了。”莉莉说。 小艾窃笑道：“什么‘睡叫’？” “我们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取我放在你房间里的玩意儿。”理查德对莉莉说，边说边站起来。 “什么玩意儿？”她问道。 “知道吧，那玩意儿。”他说着对小艾使个眼色。 “他得去取那玩意儿。”小艾醉醺醺地说，“那玩意儿啊！” “我还不知道旅舍房间会放男人进去。”我说。 理查德搓着拇指和食指：“轮子沾点油水，车才跑得快。如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接待员不会拒绝油水。”莉莉点破他的意思，“还是告诉你一声的好，说不定你想跟那边那位白马王子一起共度欢乐时光呢。”她和小艾笑得乐不可支。 我们约好次日中午在女子旅舍的大堂碰头，他们四人便起身离开。不过大家又改了主意，理查德知道一间深夜两点才打烊的酒吧，他们这就动身去那里。两个姑娘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偎在男人身上东倒西歪，两个男人倒似乎万分乐意让她们靠一靠。 刚过午夜时分，酒店外的大街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仿佛布置妥当、正在等待演员的舞台。昔日的“德国仔”眼下成了什么人，我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家庭和少年时代我也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我不在乎带他回房间看上去多么不妥，我只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你确定吗？”他问道。 “非常确定。” 他往我手里塞了些钞票：“拿去吧，给接待员，是我收到的小费。” 四周寒气袭人，“德国仔”把他的外套披到了我肩上。我们牵手而行，感觉再自然不过。越过低矮的楼房望去，点点繁星在丝绒般的天空中闪耀。 到了前台，接待员说（现在接待员换成了一个年纪大的男人，粗呢帽遮住了他的面孔）：“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紧张：“我的表哥就住在城里，可以带他上去坐一坐吗？” 接待员透过玻璃门打量着站在人行道上的“德国仔”：“表哥，是吧？” 我从办公桌上递过去两美金钞票：“多谢你了。” 接待员用指尖把钞票拨过去。 我向“德国仔”挥挥手。他打开门，向接待员行个礼，跟着我进了电梯。 在我那间小屋诡异朦胧的灯光下，“德国仔”解下皮带，脱下衬衣，挂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他穿着背心和长裤在床上舒展四肢，背对着墙。我倚着他，感觉着他那紧贴着我的身躯。他温暖的气息拂上我的脖子，他的手臂搂着我的腰。我琢磨了片刻：他会不会吻我呢。我希望他吻我。 “这是真的吗？”他低声说，“这不可能，不过我一直梦想着这一天。你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不敢想会有与他重逢的一天。在我的经历之中，当你失去某个在乎的人，他们便会杳然无踪。 “过去十年里，你遇到过的最妙的一件事是什么？”我问。 “再次见到你。” 我微微一笑，紧贴着他的胸口：“这件不算。” “第一次遇见你。” 我们都笑了：“这件不算。” “嗯，除此之外，”他若有所思地说，嘴唇贴着我的肩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他将我拉近了些，一只手搁在我的腰上。尽管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连单独跟男人待在一起也没有几次，更别说跟一个只穿背心的男人在一起了），我却并不紧张。他吻我时，我整个人都在震颤。 过了片刻，他说：“我想，最妙的是发现我自己还有些专长，在弹钢琴方面。我一度是个空心人，没有自信，弹钢琴让我在世上有了立足之地。嗯……我生气、难过，甚至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弹钢琴。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清自己的感受时，琴声却可以替我传情达意。”他轻笑一声，“听起来很荒唐，对吧？” “不荒唐。” “你呢？你最妙的经历是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答不上来。我支起身，盘腿坐到小床的床头。“德国仔”也挪了挪，在床头另一边靠着墙。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告诉他，自己在伯恩家是多么孤独、多么饿，在格罗特家是多么悲苦。我告诉他，我多么感激尼尔森夫妇，但与此同时，有时候在他们身旁，我又感觉多么按部就班。 “德国仔”则把他离开格兰其大厅后的遭遇告诉了我。与农夫和他妻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果然跟他担心的一样糟。他们让他睡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上，如有怨言，就会挨打。他在伺候干草的时候出了意外，肋骨骨折，农夫夫妇却一直没有叫医生。“德国仔”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终于逃跑了。因为一天早上，农夫把他从梦中揍醒，说是一只浣熊钻进了鸡舍。“德国仔”又痛又饿，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一只眼睛还感染着，结果倒在前往城里的路上，被一位好心的寡妇送进医院去了。 但农夫说服了当局，声称“德国仔”是个不良少年，必须严格管教，于是当局又把“德国仔”送到了农夫家。“德国仔”又逃跑了两次，第二次恰逢暴风雪，而他居然没有冻死，也算是一桩奇迹。他撞上了邻居的晾衣绳，结果救了他一命。次日早晨，邻居发现了牲口棚里的“德国仔”，跟农夫做了笔生意，用一头猪换来了“德国仔”。 “一头猪？”我说。 “我敢肯定他觉得这笔生意很划得来，那头猪可肥了。” 用猪换回“德国仔”的农夫名叫卡尔·梅纳德，是个鳏夫，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他让“德国仔”干杂活，但也送他去上学。当“德国仔”对鳏夫的亡妻曾经弹过、现在却已积满灰尘的立式钢琴感兴趣时，农夫请人给钢琴调了音，又找了个老师到农场教授“德国仔”。 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仔”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他对在乐队和酒吧弹钢琴的活儿来者不拒，找到一宗就接一宗。“梅纳德想让我接手农场，但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他说，“说实话，我很感激自己有份能派上用场的本事，也很感激能自力更生。长大成人真是一种解脱。” 我还从未这么想过，但他没有说错：长大成人确实是一种解脱。 他伸手轻抚着我的项链：“你还留着呢，真是让我心有所信呢。” “信什么？” “上帝吧。不，我不知道。生存。” 清早五点左右，窗外的夜色渐渐透出熹微的晨光。他告诉我，八点钟他要去班纳街的新教圣公会教堂为礼拜演奏管风琴。 “你想到时候再走吗？”我问道。 “你希望我留下吗？” “你怎么想？” 他靠墙伸个懒腰，把我拉到身旁，再次贴着我蜷起来，用胳膊搂着我的腰。躺在那儿与他呼吸相闻，我能听出他沉入梦乡的一刻。我闻着他身上的须后水香、发油香。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攥住他修长的手指，与他十指交缠，回想着命运是如何引我一步步走到他身边。如果此行我没有来，如果我已经先行吃过晚餐了，如果理查德把我们带去了另外一家酒吧……这盘棋有千万种下法。但我不禁寻思，我所经历的一切都通向今天这一步。如果没有被伯恩夫妇挑中，我就不会落到格罗特家，遇见拉森小姐。如果拉森小姐没有带我结识墨菲太太，我就永远不会遇见尼尔森夫妇。如果我没有与尼尔森夫妇一起生活，与莉莉、小艾一起上大学，我就永远也不会到明尼阿波利斯过夜——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再与“德国仔”重逢。 我的一生，感觉处处偶然，一次次偶然地失去，一次次偶然地相遇。然而生平第一次，我感觉眼前仿佛宿命。 “嗯，”莉莉追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们正在回赫明福德的途中，小艾在后座上摊手摊脚哼哼唧唧，戴着一副墨镜，脸色泛青。 我打定主意不松口：“没出什么事啊，你那边怎么样？” “别转移话题，姑娘。”莉莉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怎么认识那小子的？” 我已经打好了腹稿：“他到店里来过几次。” 莉莉将信将疑：“他去赫明福德做什么？” “他卖钢琴。” “哼。”她显然并不相信，“好吧，你们俩似乎很合得来嘛。” 我耸耸肩膀：“他人品不错。” “话说回来，弹钢琴的能挣多少？”后座上的小艾说。 我真想让她闭嘴。但与此相反，我深吸一口气，轻描淡写地说：“谁知道？我又不会嫁给他。” 十个月后，在路德会恩典堂的地下室里，对二十多位婚礼来宾复述完这段对话之后，莉莉举杯祝酒。“致薇薇安与卢克·梅纳德，”她说，“祝他们永远琴瑟和鸣。”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40—1943年 在别人面前，我叫他卢克，但对我来说，他永远是“德国仔”。他叫我“薇薇”——听上去有点像“妮芙”，他说。 我们决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让我经营商店。我们会在离尼尔森家几个街区的小街上租个小屋，楼下有四间房，楼上一间房。碰巧赫明福德学校要雇个音乐老师（也许尼尔森先生也帮了点忙，他可能在扶轮社聚会上跟校长提了几句）。“德国仔”没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饭店里的周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里吃晚餐，同时听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则在路德会恩典堂弹奏管风琴，接替原来那个死活不肯动脚的风琴手——那位风琴手听了人们的劝告，觉得是时候退休了。 当我告诉尼尔森太太，“德国仔”已经向我求婚时，她皱起了眉。“我还以为你说过，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说，“你才二十岁。你的学业怎么办呢？” “学业怎么了？”我说，“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铐。” “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里。” 当我把这些话讲给“德国仔”听时，他哈哈大笑起来：“你当然得去拿个学位啦。那些税法可复杂得很！” 两个人能有多南辕北辙，“德国仔”和我就有多南辕北辙。我实际而审慎，他却冲动而直接。我习惯在太阳升起前起床，他却把我硬拽回床上。他完全没有数学天赋，对商店记账也一窍不通，而我在家算账，支付税费。在遇见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他却喜欢每晚喝杯鸡尾酒，声称这样能让他放松，也让我放松。因为在农场的经历，他用起锤子钉子来得心应手，但他经常半途而废。正值冰雪肆虐之际，防风窗却堆在角落里，一只漏水的水龙头被拆开来，零件散得满地都是。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而我也难以置信。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获了新生，与它一起醒来的是我曾苦苦压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恸，无人可诉的哀恸，把一切藏在心里的哀恸。但“德国仔”就在一旁见证，他知道我是谁。我无须戴上假面具。 星期六早晨，我们起床的时间会比我一个人时迟一些。商店到十点钟才开门，“德国仔”也用不着非去哪里。我在厨房里煮好咖啡，把两只热气腾腾的马克杯端回床上，我们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无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简直如在云端，盼着触碰他那温暖的肌肤，感受肌肤之下的筋腱与肌肉，它们噗噗脉动，生气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弯里，在他的膝盖窝里，他弓起身子贴着我，呼吸轻拂我的脖子，手指抚过我的轮廓。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久久回不过神，懒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只顾当下。 “德国仔”告诉我，就算当初流落街头，他也从未有过在明尼苏达州时那种孤独的感觉。在纽约，男孩们总是互相开些恶作剧玩笑，把吃的穿的凑起来。他怀念拥挤的人群，怀念混乱和嘈杂，怀念黑色T型车咔嗒咔嗒地开过鹅卵石街道，怀念街头摊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 “你呢……你曾经希望重回往昔吗？”他问。 我摇摇头：“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对那地方没什么幸福的回忆。” 他将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着柔软白净的前臂下方轻抚着：“你的父母曾经觉得幸福吗，你觉得呢？”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把发丝从我的脸上拨开，用手指抚摸着我的下巴轮廓，说道：“有了你，我在哪里都会觉得幸福。” 尽管他就爱说这种话，我却相信是真话。这段情让我突然多了一双慧眼，于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时从未觉得幸福，也许无论怎样也永远不会幸福。 十二月初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在店里跟眼光敏锐的会计经理玛格丽特一起查订货。收据和表格摆得满地都是，我正一边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订些女装长裤，一边端详产品目录里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类杂志）杂志、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时尚杂志）杂志。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低，播着摇摆乐，这时玛格丽特抬起一只手，说道：“等等，你听见了吗？”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机奔去，扭动旋钮。 “现在重播一则特别报道。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称：日军空袭了夏威夷珍珠港，并对瓦胡岛上所有海军及军事活动发动了进攻。目前伤亡人数不详。” 就这样，一切天翻地覆。 几个星期后，莉莉到店里来看望我，她的眼圈泛红，泪水濡湿了脸颊。“理查德昨天乘船出发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只给了他一个编了号的邮寄地址，让人看不出一点头绪。”她一边用皱巴巴的白手帕捂着脸哭，一边说，“我还认为这场蠢兮兮的仗该打完了呢。为什么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我抱住她，她紧搂着我的肩头不放。 一时间，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肉类、奶酪、黄油、猪油、咖啡、糖、丝绸、尼龙、鞋。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用于肉类和黄油），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用于加工食品）。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 在店里，我们募集女人们没用过几次的丝袜，以供降落伞和绳索之用，同时募集金属罐和钢制品，以供回收废金属之用。收音机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布基伍基舞会》那首歌。为了紧跟时代气氛，我调整了进货，订购了大批礼品卡、薄薄的蓝色航空邮简、几十种大小各异的美国国旗，还有包装好的牛肉干、保暖袜和一副副纸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里上货的伙计铲起了车道，送起了杂货和包裹。 跟我同一个班毕业的男生们纷纷参军开拔，每星期都有一场道别聚会，要么在教堂地下室，要么在罗克西大厅，要么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拨里。满十八岁那天，他去了征兵办公室，报名参了军。紧接着轮到急性子的汤姆·普莱斯，他出发之前，我还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诉我参军也没坏处——打仗会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闯荡，还能领着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我们没有谈打仗的风险，但我想象的是个卡通版，子弹翻飞，每个小伙都是超级英雄，在枪林弹雨中疾步飞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伙子志愿参了军。等到开始征兵以后，越来越多小伙子收拾行装离开了。有些平足、严重哮喘和半聋的小伙子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过道里晃悠，我不禁替他们难过：这些小伙子的哥们儿都走了。身穿着便服，他们似乎有些迷茫。 “德国仔”却没有随大溜。“让他们来找我吧。”他说。我不愿相信他会被征召，“德国仔”毕竟是一名老师，教室需要他。但没过多久，局势就已经明了，“德国仔”入伍只是迟早的事情。 “德国仔”动身前往亨内平县37斯内灵堡进行入伍训练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克拉达十字架，用一块毛毡裹起来，塞进他胸前的口袋，告诉他：“这样我就会守在你左右了。” “我会用生命守护它。”他说。 我们的来往信件谈的全是渴盼与希望，隐约提到美军的使命是多么重要，也谈他的训练到了哪些重要关头——“德国仔”通过了体能测试，还在机械能力倾向测试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进了海军，顶替“珍珠港”一役中损失的人手。没过多久，他就乘火车去圣地亚哥进行技术训练了。 他离开六个星期后，我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德国仔”回信说，他开心得简直要飞起来。“想到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就能撑过这些苦日子。”他写道，“得知我终于有了一个等待着我的家，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觉得累，觉得恶心欲吐。我想赖床，但心知让自己忙起来更好些。尼尔森太太建议我搬回去跟他们一起住，她说他们会照顾我，做饭给我吃。养父母担心我瘦得不像样。但我更喜欢自己待着。我已经二十二岁，习惯了像个成年人一样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里工作，晚上则做义工，要么打理废金属募捐活动，要么组织给红十字会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后，我的心中却隐隐有一丝惧意：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在写给“德国仔”的信里，我尽量不唠叨我成天感觉多么反胃——医生告诉我，那是宝宝在我肚子里蓬勃生长。我告诉他的是，我正在给宝宝缝被子，先是用报纸剪纸样，后来用的是细砂纸，不过细砂纸会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带有编织花色，跟篮子的编织花纹差不多，边缘缠绕着五股布料。图案喜气得很：黄色、蓝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个方块中间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缝被子的女人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家把我当作女儿看待，为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欢欣鼓舞）对这床被子格外上心，亲手一针一线用细密的针脚缝制。 “德国仔”的技术培训和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培训结束了。到圣地亚哥一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开拔。鉴于所受的训练和惨淡的战局，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这一地区的盟军，但没有人敢下定论。 奇袭、技巧，再加上力量——这正是制胜的法宝，海军军方对水兵们说。 中太平洋。缅甸。中国。这些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个个名字。我取出店里出售的一张世界地图（地图被紧紧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轴里），在柜台上摊开，用手指掠过临近海岸线的城市仰光，掠过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区曼德勒。我已经对他前往欧洲做好了准备，即使远至俄罗斯或西伯利亚。但中太平洋？那也太远了，远在地球的另一头，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去了图书馆，朝桌上堆了一摞书，地理书、远东历史、旅行日志。我了解到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毗邻印度、中国和暹罗。该国位于季风区，沿海地区全年降雨量约为两百英寸，而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接近华氏90度，边境线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线。作家乔治·奥威尔出版过一本名叫《缅甸岁月》的小说，还写过几篇讲述当地生活的随笔。读着这些作品，我感觉缅甸离明尼苏达州远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慢腾腾地过去了，生活安静而紧张。我收听收音机，匆匆翻阅《论坛报》，焦急地等待着来信。“德国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咽地读起来，一目十行地找着信里的新消息：他还好吗？吃得好吗？身体好吗？除此之外，我苦苦纠缠于每个字的语调和语气，仿佛他的话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种代码。我举起每封薄如蝉翼、蓝色的信，呼吸它的气味——他曾经握过这封信。我用手指轻抚过一个个字——那一个个字都出自他的笔下。 “德国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无论是临上阵前在黑暗中进行的飞行甲板训练，还是水手们的行装，从军粮到弹药，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圣地亚哥天气热得很，但他们接到警告，说是即将开拔的地方热得更厉害，几乎无法忍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习惯高温。”他写道，“我怀念凉爽的晚上，牵着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怀念该死的雪，还真是从来没有料到我会说这话呢。”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阳光下我的红发，我鼻梁上的雀斑，我褐色的双眸，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一定长胖了。”他说，“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时此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航空母舰上。这将是他出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他会把信交给上船给他们送行的一位牧师。“飞行甲板长达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写道，“为了区分工种，我们穿成七种不同的颜色。作为一名维修技师，我的针织衫和头盔是难看的绿色，跟煮过头的豌豆颜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无生气的头盔下面藏着一头秀美的金发。 随后三个月，我收到了几十封信，都是在他写完信好几个星期以后才收到，有时候一天还会收到两封，全看信件是从哪里寄出的。“德国仔”告诉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训练期间结识的好友——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吉姆·达利教会了他打扑克牌。他们两个人会长时间待在船舱里跟士兵们打牌，打牌的人换个不停，牌局却永远也不收场。他谈起他的工作，谈起遵守纪律是多么重要，谈起他的头盔又重又不舒服，谈起他已经渐渐习惯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他谈起晕船，谈起闷热的气候，却绝口不提战斗，不提被击落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因为规定不许提，还是因为他不想吓到我。 “我爱你。”他一遍遍地写道，“我简直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一心盼着早日见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里的习语和报上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样俗套。我倒是对着信笺苦苦寻思，只待鸿雁传情，可惜只想得出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词序，只好盼着字词背后的深情能让整封信变得字字珠玑。我爱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 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43年 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我已经在店里待了一个小时。跟往常一样，我先在里屋对好账目，接着逐一走下每条过道，确保货架整洁，打折商品也没有摆错。商店后方的过道里有一小堆摆成金字塔形的杰根斯面霜没有放好，倒进了一堆象牙香皂里，正当我重新摆放这堆面霜时，我听见尼尔森先生说：“请问有什么事吗？”他的声音古怪而生硬。 接着他尖声叫道：“维奥拉。” 我手上没有停，一颗心却猛跳起来。尼尔森先生很少直呼妻子的名字。我继续把面霜搭成金字塔形：最下面一排摆五罐面霜，接着摆四罐，三罐，两罐，最顶端放一罐。我把剩下的面霜放在展台后面的架子上，又把被撞下来的象牙香皂换成了新的。收拾完以后，我站在走廊里，等待着。有人在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儿，尼尔森太太叫道：“薇薇安？你在吗？” 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戴黑檐帽的西联公司员工。电报只有寥寥几句：“战争部长38遗憾地通知您：卢克·梅纳德于1943年2月16日不幸阵亡。如有进一步详情，您将随后获得通知。” 我听不见送电报的西联员工说了些什么。尼尔森太太哭出了声。我摸着肚子——孩子。我们的孩子。 接下来几个月，我收到了更多消息。一架飞机在舰队的航空母舰上坠毁，“德国仔”和其他三人因此丧生。没人能救他，飞机砸在他身上散了架。“卢克当场阵亡，没有受苦，希望这一点能让你感到宽慰。”与“德国仔”同船的战友吉姆·达利写道。后来，我收到他的一盒私人物品：他的手表，我写给他的信，一些衣服，还有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打开盒子，轻抚每一件东西，然后合上盒子，放到一旁。只怕要过很久很久，我才会再戴上那条项链吧。 当初“德国仔”并不打算把太太怀孕的消息传遍基地。他说，他很迷信，可不想招来霉运。吉姆·达利的吊唁信是写给一位妻子，不是写给一位母亲的。 随后几个星期，天色还没有亮，我就已经早早起床工作，重新整理了店里的商品，定做了一个又大又新的店门招牌，雇了个学设计的学生装饰了橱窗。尽管大着肚子，我还是驾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逛了逛各大百货公司，记下它们如何陈列橱窗，颜色款式上又有哪些潮流还没有传到我们那里。我还订了轮胎内胎、太阳镜和沙滩巾，以便迎接夏季。 莉莉和小艾带我去影院，去看戏，去吃晚餐。墨菲太太定期请我去喝茶。一天晚上，我从灼痛中惊醒，心知去医院的时候到了。按照跟养母说好的那样，我打了个电话给尼尔森太太，收拾好小包裹，她驾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分娩花了七个小时，最后那一阵痛得如此撕心裂肺，我寻思着自己的身子会不会被劈成两半。剧痛让我哭出了声，而我一直为“德国仔”藏在心中的眼泪也一起夺眶而出。我再也忍不住悲伤，忍不住痛失所爱、孤零零一个人的凄凉。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失去不仅大有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失去一切，将一段人生抛诸脑后，重新开辟新天地——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此时此刻，我深深地、莫名地认定，人生一次又一次给我这种教训，一定是我的宿命无疑。 躺在医院的床上，我百感交集：悲痛铺天盖地，美梦支离破碎。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痛哭失声：一生挚爱，家人，还有我居然胆敢梦想的未来。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再经受这一切了。我不能再把一颗心全交给人，却只落个失去他们的下场。我再也不愿意经历一次失去某个令我爱得痴狂的人，绝不。 “好啦，好啦。”尼尔森太太担心地挑高了嗓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会……”她说的是“把眼泪哭干的”，我听见的却是“会死掉”。 “我希望死掉。”我告诉她，“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有这个宝宝。”她说，“为了宝宝，你要坚持下去。” 我扭开头。我使劲用力，过了一会儿，宝宝降生了。 在我怀里，小丫头很轻很轻，金色的头发稀稀拉拉，清澈的双眸犹如水中石子。我累得头晕，搂住她，闭上了眼睛。 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告诉尼尔森太太，我将会做些什么。我轻声对宝宝耳语了一个名字：梅。梅茜。跟我一样，她也是一个已逝香魂的化身。 随后我采取了行动。我把她送了人。